关于《庄子·养生主》的几个疑难问题

《庄子·养生主》有三个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一,“养生主”意为“养生的主要原则”,而非“护养生命之主——精神”;全篇主旨是形神兼养,而非仅仅养神。二、全篇结构为：第一段统领全篇,接着用四个故事以“养形（庖丁解牛）——养神（公文轩）——养形（泽雉）——养神（老聃死）”反复交叉的形式阐述形神兼养的道理,造成一种循环往复、再三叮嘱、耳提面命的阅读效果。三、“指穷于为薪”一段仍属于秦失的话,目的是进一步说明死亡不必悲哀的道理,因为死去的只是肉体,而灵魂永存。     

《凡人》之死的生存本体论解读

就生命的终极价值而言,人生就是一个从非本真的“向死而在”到本真的“先行到死”的过程。 此在唯有真正地清醒死亡,避免陷入惧死、避死的“沉沦”,才能以扫尽尘嚣的泰然姿态直面无法回避的死亡,实现超越生存本身的“向死的自由”。 从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下的“存在”视角思考小说《凡人》中的存在与死亡问题并得出结论：作为灵性存在的人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能够通过对“死”的洞悉,使自己成为在世的神;人既是向死而在的凡夫俗子,更可以依藉先行到死的方式超脱凡俗的肉身,凸显此在“存在”的真正意义。     

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阐明了安乐死的内涵及其本质,论述了在我国进行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     

试论名士之死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塑造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依靠政治手段,笼络了一大批世家大族的信任与支持,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与名士的合作中,曹操表现出礼遇的姿态;同时,他又清洗了部分名士,以打压士族势力。《三国演义》中一批名士之死都与曹操有关,小说正是通过“无中生有”“移形换影”“抽丝剥茧”“添油加醋”等手法,将名士之死与曹操的品行相关联,塑造出一个无情寡义、残忍凶狠、猜忌多疑的曹操形象,究其原因,主要由“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和小说艺术性的追求所造成。     

文学理论是终结还是滞后——对于“理论之后”的思考

近年来,在文学批评界对于文学理论是否终结的争论层出不穷；2003年美国批评界的权威期刊《批评探索》所主办的一次对于理论的未来的研讨会,更是把这种争论推向了白热化。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功能亟待更新；同时，文本媒介的改变也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契机。无论是批评家，还是普通大众，都需要适应新发展的理论的引导来探知新事物，也需要新的理论方法来反观旧事物。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与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衍生

罗兰·巴尔特认为传统文学活动构造了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神话”，为了解蔽这个资产阶级神话，他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论断；于是，作者就转变为“抄写者”，与此相应，作品就成了文本。实际上，后期巴尔特称为“洋葱”或“踪迹”的文本是一个多中心且不断差异化的异质空间，其意义诠释具有无限播撒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它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特质。     

重审“作者已死”:论作为“伴随文本”的作者与作品

“作者已死”和“作者不死”就其各自的观点来说，在不同层面都有可取之处，在它们自身所处的语境中均有其积极意义，但若将两种立场推向极致，就都容易导致对文本阐释的偏颇。事实上，作者与作品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批评实践中都可被视为两个互为伴随关系的文本。作者与作品这两个文本，自生成以后便各自在周围形成了自身的解读和阐释的语境，作者与作品之间有一种既相互呼应又相互平行的关系。“作者已死”与“作者不死”看似不可调和，实际上反映了作者与作品这两个“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一对互为伴随关系的文本，“作品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受到作者和其他伴随文本的影响，而“作者文本”自身的生成和评判则受到作品和文学史的制约。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