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 可选择人民调解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     

法律走进了咱社区

小社区学大法近些日子,居住在信记社区的许多外来务工适龄婚育妇女听说,3月下旬法制课的内容是《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讲座,她们纷纷表示,今年一定要补上去年没有赶上的这堂法制课。2003年上半年,社区为外来务工人员举办过一场法制讲座,内容涉及《宪法》、《治安管理     

论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本文旨在对宁夏惠农区乡村进行调研,分析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以提出一些完善方案,使农村能真正有一条可行的,畅通无阻并有一定保障力的纠纷解决之路。     

德国法上的“抚养未成年人的简易程序”及启示——以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特别程序单独立法的必要性为旨归

德国法上的“抚养未成年人的简易程序”并不具备典型的身份关系之诉讼程序的特征，但其与财产关系之诉讼程序也有很大的差别；此种程序并不具备典型的非讼事件程序的特征，但其与民事诉讼程序又存在一定的差别。“抚养未成年人的简易程序”的这种归属上的模糊状态，彰显了抚养未成年人法定义务在纠纷性质上的特殊性。立法者格外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政策，决定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特别程序单独立法的必要性。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德国法的启示包括请求与答辩的格式化、受理机构的灵活化、法定期间的短促化和不同程序之间转换的便捷化等方面。     

转型期民事纠纷的可诉范围研究——以诉的利益为视角

民事纠纷如果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必须具备"可诉性"或"可司法性",即具备由诉讼来解决纠纷所需要的条件或特征.关于纠纷的可诉性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模糊、不确定的.本文分析了现行法律规定下,纠纷可诉性范围存在的问题,引申出"诉的利益"的概念.诉的利益是我国诉讼法上所没有的概念,通过对诉的利益的分析,纠纷的可诉性可以得到合理的界定.此外,还对诉的利益的制度保障提出了对策和思路,并建议完善诉讼外的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治安:模型与实证

本文基于1995~2013年中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的村级数据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治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入对农村民事纠纷、违反治安条例及刑事案件有着正向显著性影响;相对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贫困发生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力闲置及基层村干部数量对农村社会治安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对流入劳动力的监管,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减少农村贫困群体,对维持农村秩序至关重要。     

从“和为贵”的传统文化视角看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

目前法学界有观点认为,＂和为贵＂其含义为通过忍让达成维持和谐人际关系的结果,这种理解过于偏颇。其实,传统的＂和为贵＂思想在指导农村纠纷解决方面更为强调纠纷处理的方法,即以求和的思想具体衡量农民对纠纷解决的特殊要求,恰到好处地处理纠纷,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     

未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

1982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商标法》，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二次修改。2002年8月31日，国务院颁布了《商标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0月12日颁布了《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系列商标法律的颁布完善了对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然而在经济生活中，     

关于新型民事纠纷“起诉难”的思考

新型民事纠纷"起诉难"的问题客观存在.为合理有效保护新型民事纠纷的诉权,应扩大可诉范围,以宪法规定为标准来确立诉之利益;适当降低起诉条件,但仍保留法院对起诉的实体审查;扩大诉权主体范围;设置审前当事人交流制度.     

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