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隐性违法导致群体性民事纠纷的救济——以“滨海花园小区”配套费退费纠纷为例

在以往房地产经济占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时期,政府相关部门隐性违法的事件屡见不鲜。政府隐性违法的原因是监管和约束机制不到位,地方保护主义、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其产生机制与政府放权密切相关,行为表现却有别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其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群体性民事纠纷救济问题也成为法学界的疑难杂症。     

新型民事纠纷及其救济机制探析

新型民事纠纷风起云涌,不仅在数量上使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更为重要的是,现有法律规范的弊端与缺失使司法机关无所适从。面对我国民事纠纷救济机制的现状,一方面,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有待加强,司法机关面对新纠纷应该练好内功;另一方面,诉讼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亦应引起各方的重视,使之成为司法解决纠纷的过滤器,以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     

“拿起”别随意

常听说"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什么什么",这对普及和加强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细究起来,诉诸法律,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法庭处理一个案子,要做调查、甄别、取证等等大量的工作,不是一击鼓就升堂,一拍惊堂木就判决。     

和平解决民事纠纷——调解机制初探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在解决纠纷中的低成本、高效率、全面性、易执行等特点与我国民事纠纷的性质与特点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在我国推行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具有正当性,尤其在乡土社会,调解方式应成为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诉源治理视域下三调联动体系构建及机制创新

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建立符合社会发展特征并满足人民现实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诉源治理中通过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构建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文章梳理了三类调解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面临现实问题,以贵州省“三调联动”体系为案例分析,发现人民调解法治保障不足,行政调解程序不统一、调解管辖不明晰,司法调解存在调解和审判职责如何有效运行、调解时限要求过于笼统、任意反悔权等问题。通过构建区隔与融贯相结合、制度性联动、数据赋能“三调联动”有机体的工作机制,从而充分发挥“三调联动”从源头上调解纠纷的综合治理效能。     

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机制比较研究——以美、德两国为中心

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我国应当予以重视。美国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机制是将一些私人行为视为国家行为而进行违宪审查,德国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机制主要是运用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间接效力理论由普通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依照宪法来解释法律,间接适用宪法。二者在适用方式、适用范围和效力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德国的模式更值得我国仿效,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第三者间接效力理论,构建我国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机制。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

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描述并分析中国人是否卷入民事纠纷并采取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属性的影响力。研究表明,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对民事纠纷如何反应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统治精英相对来说更少依赖政府渠道而更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中下层社会阶层成员更多地信赖政府渠道,把日常纠纷诉诸政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更多地利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此外,教育也是决定人们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少把问题诉诸政府渠道而更多地把纠纷诉诸法律途径。基于这些经验研究,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的法律涵义,并认为对中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意义应当抱谨慎的乐观态度。     

当前我国农村民事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对策

农村民事纠纷具有复杂多样、难以化解的特点。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应当更加关注农村纠纷的乡土性特点,重视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在今天的合理继承和正确运用。     

一起因房改产权房赠与纠纷的法律辨析及对策

通过对一起因房改产权房赠与产生纠纷的案例进行解剖和辨析,厘清该类案件的法律关系和解决办法.     

基层法院审理涉农民事案件的对策思考

涉农民事案件的审判是基层法院工作的重点及难点。当前涉农民事案件类型具有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基层法院在审理涉农民事案件时,在法律适用、案件执行、案件调解、农民权益维护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基层法院对于涉农民事案件的审理,应渗透现代司法理念,转变工作方式,强化调解意识,优化农民诉讼环境,把"司法为民"贯穿于审判执行工作的始终,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