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旧上海“三大亨”的最终结局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四次访问或过境日本霸占下的台湾岛,在台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曾激发起台湾民众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     

商法价值论

商法的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及其群体的积极意义。它体现商法精神 ,统领商事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商法作为带有公法化倾向的私法 ,既具法的一般价值 ,又有其自身的特殊价值。国家、个人、社会或营利皆不能作为商法本位。将贸易本位作为商法本位 ,既符合商法发达史的实际 ,也与现代商法发展的主旋律合拍。贸易本位是商法价值的基础。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构成了当代商法的三大基本价值     

鲁迅“个性主义”的历史遭际

鲁迅先生终生都在守持的“个性主义”之所以在不同的时期被衍义出不同的内涵 ,实质是对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孰为本末的不同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鲁迅“个性主义”的历史遭际 ,分析其评价的立场、思维 ,说明对鲁迅的曲解。     

从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看法律的制定

法律的制定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 ,而是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结果。从法律自身的特点来看 ,法律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 ,政府与民众各执一端 ,只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都不足以建立一种完美的法律制度 ;从法律实施的结果来看 ,政府也必须谋求公众的参与。政府与民众互动的方式包括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 ,当代社会政府更应该积极主动的吸收民众参与     

生态伦理观与法律本位

生态伦理观主张将人类道德关怀和调节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动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其影响,有学者提出法律本位应当向生态本位转变的观点。在分析法律生态本位观念可能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及其具体实施的不可行性和不现实性后,提出应当继续倡扬法律的社会权利本位观念,并吸纳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成分,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制度嫁接: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

随着西方理财新知东播中土,西方财税知识体系,尤为清季各界人士所熟知.为解决国内税制弊端,清季朝野各方积极移植西方税制,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筹备预算制度的要政加以推行.在国内固有制度与外来新制难以衔接的背景下,时人划分两税的学理资源,几乎大部分取法于日本、欧美等国.两税划分的过程中,由于对西式税制学理认知角度差异以及固守本省利益的需要,中央与各省在两税划分标准、税制分级等问题上,显然各有所宗.分税言论的歧异,隐隐显示出改革税制与固守本位的矛盾心态.     

浅析高职院校的教材建设

“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的“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已成为当前高职教育教学的主流模式。当前，在高职教育面临各种挑战的情况下，高职院校应当汲取能力本位教育理论的精髓，树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指导思想，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体系。高职教育的教学目标定位要适应21世纪企业、社会和人才市场的需求，高职教育的理念就是要在各方面都必须以“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化。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然而，作为高职教育基本建设之一的教材建设，却远远滞后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这势必影响到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也不利于高职教育的长远发展。因此，要想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教材建设和改革已迫在眉睫。     

民法本位研究述论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根本指归。近现代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权利本位、个人本位。个人本位比权利本位更为本原,称其为民为本位,则更确切。可在广义社会法下的经济法等和其它行政法中确定社会本位乃至国家本位。民法本位是民法的出发点,民法价值是民法的归结点,均蕴含并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中。     

民众评价视野中的标语研究

在新时代，中国的“广告时代”已经降临，“标语时代”逐渐淡化，标语的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标语的权威评价功能逐渐弱化，标语的民众评价功能逐渐增强。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制和人本思想的进步，为新标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政治类标语日渐减少，公益类标语日渐增多，个性化标语日益突出。标语本产生于民间，是草根阶层表达意愿、传达信息、广而告之的工具。标语产生于民间，也应该回归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