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使中国人产生了自我群体身份急待确认的心情,激发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想象。在战争中,国人不同程度地从自己所属的社群脱离出来,加入到建构自己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     

论职权职责化及其在授益行政领域的展开

在总结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已处置完的不良资产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不良资产回收率与相关财务指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利用实证分析结果对未处置的不良资产分类进行了预测.按照分类标准进行分类与实证分类得到的结果差别很小,从企业个数来看,备选类、一般处置类、特定处置类三种分类分别差别3、6和3个,差别率分别为3.37%、2.11%和5.66%,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说明现行的分类标准有着很好的可行性.     

论中国司法程序公正观念与制度的建立——对“邱兴华杀人案”审判的再思考

"邱兴华杀人案"的审判引发了我国法学界的一场大争论.而此案最重要意义应该是对我国司法程序公正的观念与制度建立的舆论推动作用.维护司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实践结果最大程度公正的首要保障.对邱兴华杀人案件的审判做到程序公正,不仅是为了防止该案件判决不当的可能性,同等重要的是坚持程序公正才能为所有或绝大多数案件的公正判决提供制度保证.     

数字

<正>97.9%清华大学网络调查问卷显示,97.9%的公众对政府抗震救灾工作表示"非常满意",99.67%的公众对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救灾表示满意,94.73%的公众认为企业参与救灾积极有效。     

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

“类”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本性,并且是人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存在状态。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或社会的三种基本“形态”,即从群体水位、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向。当今时代是个体本位主导的时代。这种以普遍个人为主体的格局在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和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大量的矛盾、弊端。这预示着,今天人类面临的已是在充分发挥个入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如何从个体本位向类本位转变,即向更高的第三形态自觉“类主体本位”方向发展的问题。虽然我国现实中还处于个人主体的生成和发展阶段,但仍需要类理论去引导、规范人的发展方向。走向类化已不再是理论理想的问题,它已经变成了生活现实的客观追求。     

以企业为本 创特色文化——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目的在于对金钱的追求 ,也不在于官位的获取 ,而应该是企业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把经营企业作为手段 ,把金钱财富和官职作为终极目标的价值观 ,树立企业本位观 ,把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作为至高无上的终极价值目标。企业本位观在企业的实施 ,必须有一套全新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是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学术本位的回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推动下的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一批中国学人开始了对于８０年代学术界思潮林立、主义风行的繁盛时代的深刻反省。同时,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束缚而回复学术独立地位也日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性的学术空间开始形成。“回到国学”作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而主动的集体行为,标志着８０年代反传统思潮的被取代,标志着９０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重建中国文化价值的自觉意识和学理选择的出现和时兴。然而,当下最需要的是立足于９０年代的社会现实、文化现实、文学现实、文论现实,进行中西融会、古今结合的研究。从一种“跑马占地”式的急功近利到冷静深入的“专心耕耘”的变化,标志着整个中国学界的学术心态的日渐沉实和在新形势下重建文论话语、回归学术本位、确立学术范式的期盼。     

村民自治背景下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领袖经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民众认同成为确定村庄领袖、形成村庄权威的基本准则和最高标准,村庄领袖大致可以分为连任型村庄领袖与过客型村庄领袖两类.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主要依赖村庄治理环境和治理模式等外在性社会因素,以及财富、能力、人品、社会关系等内在性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是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特别是持久性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权威是一种"法理--魅力"型权威.     

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

网络舆情研究是舆情研究中一个新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舆情向舆论的转变以及与舆论之间的相互转换,扩大了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力.研究和认识网络舆情与舆论之间的转换,其重要意义是发现和应对这个过程的影响或后果.这种影响,既来自舆情或民众社会政治态度在内容上的合理性,也来自它转化为舆论后所形成的对决策者们的更大约束性.此外,对网络舆情与舆论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对于加强网络信息传播的管理也具有实际意义.     

论胡汉民的民法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法近代化的重要阶段.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长,胡汉民对民法的制定工作极为重视.在其主持立法院工作的短短两年多时间的内,他不但督率立法院同仁高效工作,而且适应近代世界民事立法潮流,阐述了一系列民事立法思想,对中国民法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