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主义二语习得观及其应用

发生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发展的复杂系统,它采用连接主义的运算工具来建立人类学习机制进行语言习得的模型。文章首先用发生主义和连接主义理性关联学习理论阐释二语习得,然后用注意假设帮助解释二语习得理性关联学习中出现的非理性现象,最后,把上述理论应用到中国环境下的二语习得的实际中,提出重视和提高目标语输入数量和质量、调节二语习得者选择性注意、用目标语语言形式难度预测突显性等建议。     

从自利到德行:商业组织的制度逻辑变革研究

近年来,商业组织的"社会脱嵌"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可是这些反思大多只触及了商业组织局部性问题。实际上,商业组织令人失望的社会表现根植于其自利主义制度逻辑之中,而非是局部性的问题。本文认为解决商业组织"社会脱嵌"问题,采用德行制度逻辑替代自利主义制度逻辑是可行道路。在回顾了哲学、积极组织行为学和积极组织学术对德行的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德行制度逻辑相比于自利主义、社会责任制度逻辑在商业组织场域的优势,指出采用德行制度逻辑替代自利主义制度逻辑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后,针对现有文献对德行替代自利主义的制度逻辑变革过程鲜有讨论的现状,本文建立了多层次、多进程的制度逻辑变革模型,对"谁将变革"、"如何变革"和"为何变革"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

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作为上层建筑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视作独立而重要的变量,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它源于"一战"之后以葛兰西、卢卡奇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的文化反思,其发展形态在德国主要指法兰克福学派,在英国大体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当今美国则以多元文化主义著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对我国当代文论和美学建设以及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发展和尊重多元文化生态,致力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解放的实现,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也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刑法谦抑主义视角下的危险驾驶罪

近年来，醉酒驾驶和飙车频频引发交通事故，掀起了学界关于危险驾驶是否应该入罪、若入罪如何设置刑罚的讨论热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出台，但是这种讨论热潮并未散去。笔者以刑法的谦抑主义为视角，在介绍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的基本内涵和在中国的实际适用的基础上，从危险驾驶罪的罪与刑两个方面出发，阐述了危险驾驶入罪和刑罚的的合理性。     

从文化失衡的角度看拿来主义和食人主义翻译思想之异曲同工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主义政策和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提出应该批判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这不仅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也对当今国际化社会跨文化交际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巴西食人主义作为后殖民主义翻译一代表翻译思想,不拒绝外来文化营养,尤其是强势文化的营养。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策略,在分析批判强势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给予本土文化新的营养。食人主义为了摆脱政治上独立但文化上依然依附于宗主国文化以及欧洲其他文化的状况,强调不同文化之间平等互补。两者都体现了对弱势边缘文化的关注和保护以及对于主流强势文化的抵制。     

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理查德·罗蒂政治思想初探

在理查德·罗蒂看来,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基础主义的,主张人类有着固定的人性,对自由的追求可以找到某种客观的知识根据。他从后现代的知识视域出发,深入地批判了主流自由主义的这种基础主义哲学,并在反基础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为自由主义政治辩护。罗蒂主张一种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将那些希望减少人类社会"残酷"和"痛苦"的人看成是自由主义者。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想象力及情感的进步,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不是哲学家,而是强健诗人与革命家。     

论物权登记规则

《物权法》单设一章规定物权变动规则,采取登记要件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及登记处分要件主义的混合模式,严格区分因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与因事件或事实行为等非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的不同,选择登记要件主义作为一般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基本符合被普遍认可的公示公信原则,登记要件主义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及权利归属的明确、透明起了重要作用,可是登记外的其他公示方式也应得到认可。     

什么样的人最智慧——文艺复兴哲学家斐奇诺论苏格拉底

斐奇诺不光强调苏格拉底的智慧,还重视他作为"人"的有限性。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认为这一有限性只有上帝可以补足。在他的笔下,苏格拉底终身致力于治愈人的愚昧,真诚地承认自己无知,有助于虚心接受神的指引,从而巧妙地将其与基督教教义融合,斐奇诺特别强调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实践,认同他的爱和哲学的教育。他还将苏格拉底类比于耶稣,认为他是耶稣之前的基督徒,极大地改写了苏格拉底的形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苏格拉底,特别是斐奇诺笔下的苏格拉底,被当做耶稣式的哲学家,成为新时代的精神英雄,也即最智慧的人。     

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

20世纪60、70年代,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秘鲁精英为实现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摒弃政党议会制度采取职团主义组织方式,建立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以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并搭建起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渠道。然而,由于军方的支持含混不定、"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自身组织弊端、秘鲁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昙花一现,并未制度化。     

国民性批判与儒家传统之复兴——鲁迅思想在传统文化复兴时代的积极意义

如果在当今时代讨论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鲁迅一定是处于某种不利地位的,这是因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在今天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并因而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但是,就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来说,弄明白鲁迅对传统的批判究竟触及到它的哪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有效思考又是非常欠缺的。从鲁迅方面看,他的批判所做的更多的是以一种近乎现象学的方式去揭示中国道德主义思想传统规定下的政治生态和人性状况。由于他所揭示的东西与这个传统本身之间的那种本质性的内在关联,这种揭示所产生的实际批判力量就比那些直接针对传统本身的单纯批判要深刻得多;而着眼于鲁迅所揭示的东西来反思这个传统,则不仅会发现它的许多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很难看到的深层问题,而且,也会让今天那些意图全面复活儒家传统的所谓新儒家们自身的思想处境变得荒谬与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