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日应制诗歌及其影响研究

人日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节日的习俗在唐代得到了传承与发扬。唐代的人日诗歌,早期集中在帝王倡导下的宫宴应制诗,诗歌主要描绘皇家园林的景色和剪彩登高的习俗,表达了对新一年风调雨顺的期待和对帝王恩情的感激。随后更多的文人受到了人日应制习俗的影响,在人日节开始创作诗歌,或相约登高宴饮,或投诗赠予远方的友人,或抒发自己的心情,人日诗歌在内容上和感情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溯服饰源流 扬壮族文化——读陈丽琴《壮族服饰文化研究》

陈丽琴的《壮族服饰文化研究》,探索了壮族服饰的历史演变和壮族服饰的方方面面：一、男子和女子服装的样式;二、制作工艺;三、民俗惯制;四、人类学考察——标识记忆、认同、生存空间;五、美学透视——造型、图纹、色彩、审美进程;六、保护与发展——遗产、境遇与传承。总之,溯服饰源流,扬壮族文化。     

清朝道咸时期盛京地区的官风和民风

清朝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官风已开始败坏。至道光、咸丰时期,官吏贪婪不法呈常态化趋势,为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在官风带动、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封禁政策受到强烈冲击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多重作用下,盛京地区民风日益下移,主要表现在赌博风行,鸦片烟毒开始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盗窃、抢劫普遍,暴力案件频发;地方黑恶势力称霸一方。官风堕落,加剧了吏治腐败,导致同治年间大规模反清武装的兴起,也促使清政府于光绪初年推行改革。民风下移,与游民的流入不无关系,大规模反清武装失败后,游民群体反而壮大,民风随之继续恶化。清末胡匪、马贼猖獗难治,即反映出道咸时期民风下移的影响。     

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民间风俗、中国文学在中亚的伊斯兰化等不同层面,探讨了中亚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出,其文化资源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受俄罗斯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伊斯兰文化的特点。东干文学已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略论中国影视民俗化及其发展趋向

影视这种具有文化传播性质的媒介,在其诞生之际,就注定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服务.民俗文化倾注于民众的思维意识并且根深蒂固,使得影视的创造者天生具备深刻的民俗文化意识.而影视利用其本身所具有的视听属性更加具体化和形象化地为民俗文化的展现提供了完美的场所.因此,影视的记录性质和传播性质让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并发扬,使世界更加趋向于普世价值观的认同.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浅论汪曾祺小说

作为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汪曾祺在当代文坛上的姿态和地位是特殊而重要的。本文试图从汪曾祺小说的世俗精神出发,探讨其作品在空前繁荣的新时期文学中独树一帜的精神特质。     

平面设计中民俗元素的运用

近年来,一大批展现民俗文化的平面设计作品在国内外广受好评,这让设计者逐渐认识到,民俗元素可以给我们的平面设计工作带来了无尽的素材和创作源泉,加强民俗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开始得到学界的广泛共识,本文就将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民俗与民族文学审美研究

民俗与文艺学之间存在着独特而不可忽视的联系,它为美学提供了一道亮丽的色彩,铸成了文学审美的民族心理。民俗不仅是文学的背景材料,更是文学民族性、人文性、情感性的审美体现,应该说,民俗对民族文学的审美心理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湘西少数民族良俗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湘西土家族、苗族的优良民俗,不仅有本民族的特色文化,而且是该地域的根基和瑰宝。湘西少数民族良俗中蕴含的育人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资源,对提升民族成员的思想品质和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在新时期,必须重视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寻求开发湘西少数民族良俗功能的多种途径。     

历史与现实的亲证者——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视野中的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小说无论作为＂京派＂代表作,还是作为80年代＂重放的鲜花＂,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在80年代文化探讨的热潮中,他的文章如同一股清风,唤起了人们对被遗忘的角落的记忆。本文从其小说＂文化味＂着手,揭示汪曾祺小说世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汪曾祺本人通过小说所传达的思想讯息,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