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从黄土地开始——评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

贺智利是一位长期关注路遥文学创作的陕北籍学者，他从最初的路遥文学爱好者，逐渐转变为路遥文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贺智利的路遥研究始终建立在文学阅读共鸣的基础之上。《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围绕路遥与黄土文化的不解情缘，以雄辩的口吻、蓉迈的激情、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实例系统地论证了路遥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汲取周围环境特有的精神文化资源成就自己的文学伟业，尽管作者的某些观点甚至全书的叙述格局还有值得推敲和商榷的必要，但作者以充溢着陕北人特有的火热激情来审视路遥文学的精神不容置疑，该书必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路遥的不朽精神，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路遥、阅读路遥、走近路遥。     

新牧区建设中蒙古族民俗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蒙古族民俗是蒙古民族基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目前，对蒙古族民俗的法律保护相对滞后。新牧区建设给蒙古族民俗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同时，蒙古族民俗对新牧区建设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牧区建设过程中，要注重用各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蒙古族民俗。     

从维吾尔族情歌看民间情歌的文化意义

本文通过对维吾尔族民间情歌的分析来看民间情歌中蕴含着的由来已久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情趣等丰厚的文化内涵。从人类学的视野中探寻民间情歌的深层文化含义,进而发掘作为人类爱情生活中传情达意的媒介———情歌这种口头语言民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社会如何,这种口头的活的传统将永远保持新鲜的活力,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被大胆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革新、创造,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青海贵德汉族节庆民俗变迁研究——以三河地区春节民俗为例

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青海各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民俗活动等传统文化正在产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三河地区为例，探究多民族聚集区汉族社会的节庆民俗变迁，在分析、诠释基础上，寻找文化变迁模式的地方性特征。     

土族民间宗教"勃"及其民俗功能分析

“勃”是流行在青海互助等地的一种原始的民间宗教活动,是土族富有敬畏和崇拜意识的世俗节日,展示了土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与传承。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姚马村的“勃”为例,对土族民间宗教的民俗功能进行探索和分析,进一步研究土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     

论新文学运动中歌谣征集的模糊态度

1918年从北大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是同“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联系,与“民主”、“科学”相呼应的一场“平民化”活动。“学术”与“文艺”的两极选择反映出社会大众在“民众意识”的思考方面还准备不足,不够深入稳定。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民俗美和诗化美

汪曾祺在80年代初发表的轰动文坛的《受戒》,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色,真实而生动的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小说中有诗的情调、散文的意境、有文人的雅趣、民间的世俗美。”汪曾祺在小说的题材、结构、人物塑造、语言四方面进行了文体的创造实践,创作出了许许多多带有民间世俗美的像诗像散文的优美小说。     

文艺民俗特质论

文艺民俗是文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与原生态民俗既有血脉联系又有不同。文艺民俗有三大特质,它们建构着被呈现在各种艺术样式中的民俗的共通性,由此使文艺民俗走向审美之维成为可能,进而使文艺民俗批评走出旧范式。     

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反思

本文在梳理文艺民俗学研究史的基础上,对当前文艺民俗学研究提出四条反思意见:意识形态维度缺失,符号维度缺失,学科身份模糊及理论主义。进而提出在多维度视角下重建文艺民俗批评的设想,即文艺民俗的审美维度、意识形态维度和符号维度构成文艺民俗批评的三大维度。     

民俗产业开发的探讨

民俗文化总是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间性,总是与一方水土息息相关,不可分离。它既是一种局限性,又是一种特色,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基于对民俗的概念和内容的分析,结合古镇开发和民间工艺品开发对民俗产业发展前景进行了探究,认为作为产业的开发和作为民俗文化的传承将是永恒的主题。社会和谐发展才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