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民汉”双语教育的战略思考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民汉"双语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培养了大批"民汉"双语兼通的人才。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双语教育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扎实有效地推进,实现科学健康发展。本文针对"民汉"双语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关键问题,从战略层面进行了研究与思考。     

画坛“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总称,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主要靠卖画为生。盐商在扬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奢靡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精神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增。“文之极,画也”,盐商对绘画作品的需求拉近了与“扬州八怪”诸多画家之间的距离,画家依附盐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使“扬州八怪”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教育运动.贵州省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是颇能体现其实施过程和进行情况的.整个抗战期间,它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和贵州省情,采取了广设民众教育馆、普立民众学校、重用巡回施教车以及认真编选教材等政策措施来发展民众教育.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全面和周密的.尽管有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明显弊病和不足,但无疑对贵州民众及其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政治分析

对调解制度的分析通常是法律文化分析的路径,本文突出政治的视角对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解析。调解制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采用“世袭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与绅权互动的“双轨政治”、“重刑轻民”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具有“从中间人、调解人、仲裁人到法官”的一个连续体中的多重角色和宽泛的职权范围密切相关。     

日本银行业市场约束的制度分析

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在促进融资效率和加强公司治理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监督主银行".研究表明,交叉持股和持债削弱了利益相关者控制风险的动机,存款人作为仅存的约束主体,很难有效约束银行.中国银行体系和监管体系与日本案例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和银行监管都是当前改革的侧重点,提高市场约束仍然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     

日本稻作民源于中国吴越地区

弥生时代是日本的整个历史文化产生了质的变化的决定性时期,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是稻作文化的传入.日本学界一般认为这批稻作民来自朝鲜半岛.本文以诸多事实证明当时的朝鲜半岛不具备给日本列岛提供这批稻作民的可能性,而从航海条件、社会动因、地理意识、人种特征以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特点等方面,论证了这批稻作民来之于中国的吴越地区.     

民本位与官本位论析

本文作者认为 :民本不是要民自己起来当主人 ,而是要求君与官要以民为本 ,这实际上不是提高民的地位 ,而是在抬高君与官的地位 ;民本中的民并不是与官一样具有相同理性、德性的人 ,而是有待君与官去教化的“愚”者。这种“以吏为师”的传统 ,实际上是使官占有了话语霸权 ,使官成为道德的楷模 ;民本中的“民”只是一个抽象的整体 ,而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抽象的民贵官贱改变不了具体的官贵民贱。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 ,民本位是虚的 ,官本位才是实的。民本位冲破不了官本位藩篱 ,甚至强化了官本位。要消除官本位 ,不能重弹民本的老调 ,而应该在制度和舆论上保障和倡导公民权 ,反对任何特权     

走出"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怪圈

本文阐述了解决"菜贱伤农""菜贵伤民"问题的意议,分析了此类问题的成因,最后给出了相关的解决建议.     

金朝法律文化中的慎刑思想析论

金朝是由肇兴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后,女真族积极学习汉文化。在法制文化方面,金朝由旧有的习惯法向中原法律文化过渡,承袭了中原王朝的"慎刑"思想。为体现其正统地位,金朝在法制上更加强调以礼入法、"罪疑惟轻",分别从皇帝本人、执法官员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以彰显"慎刑治国"的思想。金朝在刑罚上对该原则的贯彻,正是对中原历代王朝法律文化中慎刑思想的继承,体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     

省委书记履新感言和报道

韩正:上海市委书记履新感言:不推卸、不诿过,努力当清白官履新报道:"面相很好"的新市长由于一贯低调,外界、包括上海市民对韩正的了解并不算多。未满50岁的韩正看起来始终是一副充满信心的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温和、斯文,上海普通百姓对于韩正的评论往往是同一句话:"面相老好咯"。这是上海人特有的评论政府高层官员的一种方式。这不单单是对其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