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公务员职级与待遇合理挂钩?

正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指出,今年工作重点之一是"在县以下机关推行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解决基层公务员待遇偏低、晋升空间有限的问题"。那么,如何实现职级与待遇挂钩?职级是公务员工资待遇的决定性因素。2006年,《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把公务员级别从高至低划分为1至     

爱国主义在新闻业中缘何重要——以韩国训民公共领域为例的研究

韩国新闻业存在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质,被称做训民启蒙与训民新闻业。它根植于韩国的历史文化之中,与西方近代传统,特别是康德以降的启蒙思想与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描述有着很大不同。训民新闻业与现代韩国的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反映出韩国社会转型中民主化的成就与问题。政治与经济权势阶层牢固掌握了新闻话语权,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善。韩国新闻业应走出狭隘的爱国主义观和受政治事务束缚的状态,转向更宽泛的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新闻生产。     

论刑民交叉案件法律责任的实现途径

邢民案件交叉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大诉讼之间冲突、对抗。本文从退赔措施和追缴措施角度阐述邢民交叉案件的法律责任实现途径。     

多学科交叉视野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途径研究

本文以多学科交叉为视野,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评价体系。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提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途径。     

基于正性约束的测向交叉定位方法

传统的交叉定位方法将波达方向(DOA)的正切值作为斜率,求出信号源的位置坐标的线性最小二乘解。由于正切值存在前向/后向的角度模糊,在DOA测量误差较大的情况下,将引入较大的交叉定位误差。针对该问题,该文提出了一种利用DOA的正弦值和余弦值构建交叉定位方程组的算法,且对信号源与观测站之间的距离参数进行正性约束,避免了DOA前向/后向模糊。仿真结果表明,在DOA测量误差较大的情况下,该方法比传统的交叉定位方法更精确。     

以高水平政务微博微信 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两年,随着我国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的应用与快速发展,其自身的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加强,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进行信息发布、政民互动、为民服务的公共平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在大数据背景下,目前政务微博微信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一些主、客观挑战,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务微博微信水平,为公共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正能量,不仅是各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值得理论工作者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贾谊政治思想对中华帝国的贡献

汉儒贾谊总结强秦二世而亡的政治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没能做到政治方略的调整,即从战时的“高诈力”转换为治国所需的“贵顺权”.贾谊关于“取予守不同术”的认识涉及获取政权和构建国家、维系政治秩序的不同政策原则,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重民,贾谊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告诫当权者不可与民为仇敌.这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统治者要么善待百姓,可以长治久安；要么实施暴政,最后被百姓推翻.道理看似简单,却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君主政治治乱相继的全部过程.贾谊的政治思想从政权的获取与维系层面,为统治者提供了实施政治调节治国方略和实行仁政以缓解政治冲突的理论依据,又通过对“以民为本”的诠释,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必要性作出绝对化判定.这就是贾谊为绵延二千年君主政治的中华帝国在政治认知上作出的贡献.     

述论民国时期凉山彝区“四十八甲”

"四十八甲"是20世纪前期凉山彝区部分地方的基层政权,是北山设治局等的底层建构。清末民初,社会动乱、治安混乱、交通梗阻,需要建设基层政权,施以管理,恢复秩序。在川康省府的支持下,邓秀廷、孙子文利用私人武装创建并扩大"四十八甲",转为底层政权组织,维护了西昌、越西、冕宁等地的稳定与安全。"四十八甲"用地缘替代血缘、租佃改变奴役,甲内彝汉民众各阶层平等,折射时代趋势。剖析"四十八甲",反映彝区部分设治局或政治指导区的底层组织及管理状况,揭示近代部分民族聚居区建权的过程及特点。     

破解刑民交叉司法困境的现实路径——以非法集资类案件为视角

刑民交叉案件是当前司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呈现出定性选择难、利益衡量难、程序转化难、严格适用既判力标准难、涉案财物处置难等多重困境。这些困境从程序法和实体法角度进行归类和解析,可以概括为程序性困境和实体性困境,而程序性困境是制约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要走出程序性困境,应立足司法现实需求,着重向程序法回归,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更加注重程序的转化和衔接,赋予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完善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合理确定既判力范围;同时,避免机械适用抽象的权利原则,注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效益最大化。     

《泰王国民商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

《泰王国民商法典》是在近代泰国法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曼谷王朝拉玛四世以前，泰国历经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和曼谷王朝的一部分，朝代更迭，历时漫长但在法制上却保持了相对稳定。1851年，曼谷王朝四世王拉玛四世（1851-1868）登基，拉开了泰国近代史的序幕。1852年1月，英国在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占领了缅甸，并觊觎泰国。1855年，英国派其驻香港的总督鲍林率使团到泰国与拉玛四世谈判，威逼泰国于1855年4月18日签订了《英暹条约》（史称《鲍林条约》）。这一个不平等条约彻底打开了泰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欧洲列强以该条约为蓝本，威逼泰国签订了类似条约。泰国自此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其法制也逐步西化，泰国的法制也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古代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事实上，泰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制度逐步西化的过程。《泰王国民商法典》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