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主义视角下的危险驾驶罪

近年来，醉酒驾驶和飙车频频引发交通事故，掀起了学界关于危险驾驶是否应该入罪、若入罪如何设置刑罚的讨论热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出台，但是这种讨论热潮并未散去。笔者以刑法的谦抑主义为视角，在介绍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的基本内涵和在中国的实际适用的基础上，从危险驾驶罪的罪与刑两个方面出发，阐述了危险驾驶入罪和刑罚的的合理性。     

清末政治思想中的民论探析

民论是清末政治改革思潮中的重要内容。在清末这一变动剧烈的时代中,人们对于民的认识发生了诸多变化,对当时及其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末的民论包括对民之地位与民之权利的论述等内容。清末民初思想家普遍认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对民的地位、民的权利进行了不同于传统民论的新的阐释。但对于民的能力却大多抱以悲观的态度,因此在是否给予民以充分的自由权利、提高普通民的政治地位问题上显现出迟疑和保守。     

白族乡民宴

张家界市桑植县白族乡招待客人就餐，最喜欢设民宴。所谓民宴，就是按乡间规俗，酒 用乡里酿的，菜用乡里种的，粮食用自家产的，简单而又雅致，别有风味。 就餐地点一般设在吊脚楼厢房火坑里。锅里炖着鸡、鱼、鸭、肉等美味佳肴，一只铁撑 架骑在火中，柴火噼啪地响着，火苗呼呼地舔着锅，锅内扑扑腾腾飘着浓浓的香味。柴火的 香和菜肴的香便弥漫在整间屋子里…… 白族乡民宴第一个特点是菜味极辣，品种多样。山里人炒菜最讲究“辣”字，素有“土 家族人不怕辣，苗族人家辣不怕，白族男女怕不辣”之称。菜的品种很多，全是自家种的。 如“…     

建构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之探讨——源自我国收入分配状况观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大大提高,但是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可以说是"国富民穷"。为了早日实现"中国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国家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我国急需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而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则急需实行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收入以劳动收入为主,比例单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政府应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改变这种现状,藏富于民是一个被国内外历史证明的最佳政策。     

试论中国道家思想文化对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的影响

构成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道家思想文化,在日本经历了漫长的传播、渗透和积淀的过程,其深深影响了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的哲学世界。中江兆民将道家思想融入到其哲学创造的过程中,为道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探讨道家思想文化对中江兆民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道家思想与中江兆民哲学思想的渊源关系。     

清太祖朝“窃盗罪”探析

清太祖朝"窃盗罪"在法律方面规定:对真正"微贱者"主要采取肉体刑,并呈现逐渐严苛化趋势;对于非真正"微贱者"的官员主要采取财产刑。在实际施刑方面:因受到军功、身份地位,民族成分,政策规定,尤其是努尔哈赤个人情绪化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量刑时也经常发生逾越法律规定、变更其惩罚力度的情况,造成"窃盗"之法的公正性权威受到了严重侵蚀。这迫使努尔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通过关闭当铺、禁止放债和限制买卖活动等"经济法"的间接举措,来解决窃盗案件频发的社会问题。     

基于DEA交叉评价模型的我国机构部门R&D效率研究

R&D(研究与开发)活动是国家发展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是国家或地区整体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源动力.合理评价R&D效率,有助于政府合理配置R&D投入并提高R&D产出水平.文章构建的DEA交叉评价模型,评估了我国主要机构部门的R&D活动投入产出效率,比较了我国R&D投入结构与发达国家差距.发现:为提高R&D效率,应该调整R&D投入结构,增加对高校及科研机构的R&D投入;同时努力实现地区间R&D活动均衡发展;企业部门需要组建高素质科技研发人才队伍.     

大数据时代之统计数据挖掘实证

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源和资本,数据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潜在效益.文章基于统计学的视角,对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在交叉销售中的应用进行较为深入但通俗易懂的探讨,并结合实例,运用统计数据挖掘技术建立某地区电信增值业务交叉销售模型,得出了6条有用的规则集,这些规则集都有较好的支持度和置信度,根据这些规则集,企业可以预期哪些人将成为企业的目标客户,向谁实行交叉销售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些信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销售都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交叉地带及其法律思考

中国法学理论和立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界定较为明确,但实践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地带,包括文件的同一内容针对特定对象和不特定对象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同一文件的不同内容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复杂情形。法学理论和立法对这一地带均未深入研究,导致出现了两者界定难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能采用某些学者“取消两种行政行为划分”的办法来消除,而应通过出台全国统一适用的、操作性强的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的立法,细化和补充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严格执行两种行政行为的相关监管制度等途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