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的编辑策略与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

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创作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存在遮蔽,以致影响了其价值论定,鸳蝴派报刊的编辑策略则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一方面,鸳蝴派报刊编辑通过影像推介、名家评论等策略对女性小说家进行"包装",打造她们的媒介形象;另一方面,尽管女性小说在整体上可以看作鸳蝴派编辑理念的话语实践,但个别文本已呈现出对鸳蝴派男性叙事的"越轨",正是在对以本土资源为给养的鸳蝴派的模仿与超越中将女性小说涌向了现代门槛,提供了文学现代转型中"五四"范式之外的路径。     

清末民初洛城改庙兴学

海城向属边疆重地。历代统治者都曾在此设治。文化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清初，海城已发展成“界址纵横百里”的“大邑”。其经济繁荣的同时，社会文化受内地影响也较为深远。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民众在无力改变生存现状时，通常把希望寄托在对各种宗教诸神、仙的崇拜上。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宣扬“轮回”、“隐忍”说的佛、道二教在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下逐渐成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被人们赋予了去灾捍患、庇佑福寿、诛罚恶人、预知未来等神秘功能，使得佛道二教更加深入人心。公元229年，佛教传入东北，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清末民初台州商业文化的演变探析

清末民初,随着外力的楔入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台州商业文化处于转型之中:商业形态从依附趋向独立;经营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朴茂近古”的社会风俗中渗入了“重商趋利”的观念。这表明,一种崭新的近代商业文化在台州崛起。但是,由于基础欠实,社会环境动荡不宁,商业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现象”。这种商业文化的转型,为台州现代商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与范式,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但也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

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1913-1917年,该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这场争论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轻松一刻

吃药 张大爷去城里看病,医生诊断后,给他开了两种药,并叮嘱道：“大爷,回去吃药的时候,大的吃两片,小的吃一片,吃完药你就会好的。”张大爷回家后,叫来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你吃两片。”又对小儿子说：“你吃一片。”分完药,张大爷自言自语地嘟囔道：“现在的医学真进步了,我得了病,让儿子帮吃药,这倒省事儿。”     

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与民初关税会议

初创于1917年3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民族资本棉纺织业行业组织,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公会之一。它在民初的缘起和建立与关税问题直接有关。在筹建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同业组织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两大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同业组织,实际上就是形塑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特别是与政府)社会关系。     

清末民初广州的“文明结婚”习俗探析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一个特殊时期.习俗是社会变化的符号.由于广州开放早,得风气之先,所以广州的婚俗也较早发生变化.文明结婚就是新婚俗的集中表现.通过文明结婚,可以一窥当时广州新旧交融、中西会通的复杂的社会状况.     

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

士绅一直是地方志的主要编纂者。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动 ,江浙士绅开始转型 ,出现新旧兼学的新型士绅 ,其知识结构、思维视野及价值观念相应发生变化 ,新型士绅构成江浙地方志编纂的主体。在时事嬗递与士绅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江浙地方志从编纂理论、体例门类、编纂方式到方志内容 ,发生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而在经济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负有使命感的进步士绅促使乡镇志再度兴盛。江浙士绅与地方志的互动关系折射出清末民初江浙社会文化变迁复杂而丰富的面貌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