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郁江流域蔗糖运销网络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郁江流域甘蔗生产和制糖业比较发达,黄糖、白糖上市量大。在以广东等外省糖商为运营主体的推动下,形成了郁江流域蔗糖运销四级网络：郁江和左右江两岸产糖区乡村圩市为蔗糖运销一级集散地,龙州、驮卢、百色、田州、那坡、蒲庙为二级集散地,南宁、贵县、北海为三级集散地,梧州为四级集散总中心。郁江流域的蔗糖以运销桂粤港沪市场为主,滇黔湘市场为辅,蔗糖运销市场范围广,增进了国内外商贸往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郁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     

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民国广东省县界纠纷与地方社会——以罗定、郁南两县为中心的考察

1929年至1936年间,陈济棠主政广东省,陈欲与蒋介石中央抗衡而不断推出地方建设计划,在此建设过程中广东各县因资源利益冲突而不断引发县界纠纷,其中尤以罗定、郁南两县的纠纷为典型。两县纠纷的领域涉及公路权益、教育资源、田亩、行政管辖权等方面,前后延绵20年而未决。纠纷涉入势力庞杂,影响极大。从介入纠纷各方之鲜活互动中,亦可看出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在对县一级地方事权的控制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弱势。另外,从县界纠纷这一角度看,民国时期县及以下乡村社会中已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延安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区域经济是指社会劳动在地域分工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各具特色且密切联系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改革开放初期,延安提出了“南煤北油中轻纺”的发展思路,开始谋划延安区域经济布局;进入90年代后,延安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依托资源、面向市场、择优开发、重点突破”的发展战略,     

延安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区域经济是指社会劳动在地域分工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各具特色且密切联系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改革开放初期,延安提出了“南煤北油中轻纺”的发展思路,开始谋划延安区域经济布局;进入90年代后,延安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依托资源、面向市场、择优开发、重点突破”的发展战略,     

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国外学者不仅是这一活动的开拓者,也是调查规模较大者。弄清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对我们正确地解读和利用这批资料将大有裨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调查与中国学者的调查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视野。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自贡盐业契约“出山约”与“出丢上中下节约”研究

在清代民国时期,四川自贡井盐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出山约”、“上、中、下节约”等特殊契约形式,导致这种契约形式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环境、盐井开采技术以及市场竞争是导致这些契约关系出现的重要原因。这些契约形式的出现对当时自贡地区盐业生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效地解决了投资者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保证了井盐开采所需资金来源,分散了投资风险,优化了盐井生产组织形式,提升了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能形成独特的生产模式,长盛不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迅速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亟需重塑。中国共产党通过利益分配、统一战线和意识形态改造等方式进行社会整合,协调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矛盾,巩固了工农联盟,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也进行了思想改造。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整合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在我们党以后的执政历程中,这些缺陷和不足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得到放大和强化,成为导致党长期“左”的错误的重要诱因,削弱党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初期形态

文章通过对中国现代戏剧语言最初状况的分析,探讨了语言变革的要求如何改变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基本形态,催生了以话剧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现代戏剧.中国现代戏剧是伴随着当时新出现的新的话语资源、新的话语方式而诞生的,从文明新戏等戏剧创作开始的戏剧语言的革新和变化,为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中国现代戏剧语言最初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确立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去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和文体发展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