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考察

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从清末露出端倪,至“五四”之后的20年代逐步向前发展,初步奠定了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则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发展势头强劲;90年代之后持续升温,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都有大的拓展,成果斐然。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活跃,国外的研究则主要放在曾留学他们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试析民国时期法官与律师之间的“隔离带”

为了解决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良关系给司法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民国司法部和司法行政部制定法规禁令,在法官与律师之间构建了一道“隔离带”,即对法官与律师在社会交往和职业流动方面做出限制和约束.这一举措包含着制止司法腐败、力图实现司法公正的用意,但由于受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的影响,加之法规禁令缺乏可操作性,这种隔离的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劫匪草寇 蹂躏三雷——民国时期的雷州土匪

土匪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时人有道 :“南路土匪之多 ,为广东全省冠 ,亦可说为全国冠 ,而雷州土匪之多 ,又为南路各属冠。”本文对民国时期雷州土匪长期猖獗原因之独特、作案手段之狠毒、为害社会之酷烈和下场之可耻等方面作一较全面、系统的揭示     

民国社会救济立法述论

民国社会救济逐渐走上法制化轨道,一系列社会救济法律、法令颁布实施;救济对象的界定脱却了传统的道德标准,趋向于公正、公平;救济内容以积极救济为主;救济经费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救济的顺利进行;救济方法多样,既重事后补救,尤重事前预防;国民政府设立专职社会行政机构,管理社会救济事务.在肯定民国社会法制建设取得进步同时,毋庸讳言,民国社会仍是一个非法治化的社会,人治现象相当普遍,统治者基本不受法律制约,法律具有很大虚置性,许多法律的实际效能极低.结果是法令虽多,但"法外侵扰"也多,说明法律在许多时候行同虚设.     

梁羽生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纪念梁羽生逝世十周年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武侠小说三大家之一。他把现代历史政治观念融入武侠小说,又将传统小说审美特征大加发挥,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梁羽生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始,已走过30余年,经历了发生期、拓展期和深入期三个阶段,包括了生平创作、艺术特色、创作观念、文学史地位和比较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但放眼于武侠研究全局,梁羽生研究是显得不足的,存在研究方法欠缺、创新成果不足和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如今梁羽生逝世已十周年,无论是毁还是誉都不能成为梁羽生研究未能形成合理格局的原因,这跟武侠小说本身"反武侠"的发展逻辑、梁羽生自身创作的传统基因和特有的时代印记是分不开的。武侠小说和大众审美早已产生多向的流变,梁羽生的作品早已不再风靡,但对研究者而言,打开梁羽生研究的新局面,有利于厘清武侠小说发展历史,为其他武侠小说研究指明路径。     

"民生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孙中山"民生主义"再研究之一

自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揭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来,"民生主义"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与议论。一百多年的民生主义研究,可粗分为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研究各有特点和侧重,但仍有再研究的广阔空间,特别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全面、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尤其必要。     

金庸迷韩雪 开“武侠酒吧”生意火

金庸先生曾说:武侠小说就是成人世界里的童话。可是武侠、江湖毕竟是小说中的虚拟世界,现实生活中难描难画。有一位西北姑娘,却开了一家金庸侠客岛酒吧,以金庸小说中的江湖和大侠     

建国后大湘西行政区期调整得失简析

大湘西的行政区划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持续性的调整之中。从民国初期,辰沅道一道管辖湘西19个县,到民国末期湘西分属于三个行政督察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湘西一个行政区管理永顺、沅陵、会同三个专区23个县,到1997年形成了一州两市的格局。这种调整从行政区划地域来说,是一种由大变小的趋势;从行政建置来说,是由少到多的设置。随着行政建置的变化,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也相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民国时期度量衡制度改革:"一二三"市用制的确立

制定适用可行的权度标准制,是度量衡改革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一二三"市用制是民国度量衡改革中拟订的国际标准制之过渡制.它的产生不仅有效缓解了中国近代的度量衡混乱状况,顺利推进民国度量衡的划一;而且结束了中国以累粟定律确定计量基准的传统方法,为中国计量从传统走向近代创造了必要条件.本文在对"一二三"制的创始人、其过渡制法定地位之论证过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该体系的缺陷及其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全新审视中国计量发展史上这一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