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应对"公民记者"崛起

面对公民记者带来的网络监督，执政者做到理性对待，就能达成双赢：打击贪腐官员，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疏导民情民意，建立良好的对话空间。     

他们将作为民情“使者”郑重发声——记十八大湖南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少数民族党代表

<正>今年秋天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6月2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63名,其中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少数民族代表6名,在报经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后,他们将代表全省360多万名共产党员出席党的十八大。届时,他们将肩负着全省党员、全省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作为民情"使者"郑重发声。     

抗战时期一个彝区土司的边务实践与民情叙述——《倮情述论》中的彝人社会与边疆图景

抗日战争时期,岭光电作为一个兼有彝区土司和军政职务的彝族精英,其《倮情论述》一书所陈述的彝区的边务实践与民情风俗,展现了在国族政治抱负下,彝区精英如何对彝人历史、社会、文化之图景进行重新的组织与呈现。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他的论述获得了时代意义:即让西南边地的人民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化进程接轨,从而在使国家更为完整的同时,也让边民获得其民族地位与国民权益。岭光电所具备的时代穿透性和空间跨越性,也使得他的边务实践和民情叙述充满了一种宝贵的韧性和灵活性,而这些正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所缺乏的。     

《竹枝词》里的沪地早期民俗风情

竹枝词偏重于风土习俗、社会百态等内容的描写,使其具较高的社会史料价值。从＂上海竹枝词＂入手研究开埠的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心态,能够更真实地了解上海早期民俗风情的真实形态。在自然经济下,早期上海地区的日常娱乐以就地取材、精于图利为本。社会信仰行活动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交往中的多重性要求。明清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吸引了大量客商与外地人口流入进入,直接导致了上海地区人口暴增,同时也形成了上海居民比较宽容的社会心态。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急速增加与复杂化,催生了上海近代城市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恶习,在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社会道德观念等都受到巨大冲击。     

论路遥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

黄土地构成了路遥的小说世界。路遥以他沉郁的笔触深情地表现着一代又一代黄土地上的人们特别是农民们苦难而又顽强的生活。路遥小说中除了始终贯穿的信天游旋律外,还把陕北方言融汇在作品的整个叙事话语系统中,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他的小说没有较强的故事性,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从而使其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同时,作家又总能在小说的"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对自己在小说文体的散文化上是有着充分自觉的,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