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后艺术时代艺术结构中的位置——后艺术时代的艺术研究之五

电影处于后艺术时代的三大体系之中：一是与原有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构成艺术体系;但又因其营利特性而与此前艺术的非功利性区别开来,引致对艺术的重新定义。二是与摄影、广播、电脑、手机构成电型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又包括很多非艺术方面,如电影中的纪录片,广播、电视中的非艺术栏目,互联网和手机中的非艺术内容,从而引出了对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关系的新思考。三是从技术上与新兴设计艺术以及各种关涉电子屏幕的文化相关联,引出了艺术与文化的新思考。电影以电子技术为基础,与电子的虚实结构在科学升级后的相对论和量子论同构。电影从制作到放映皆与新的宇宙原则相连,在从文本到作品的放映中,电影通过在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横组合、纵聚合的运行,将自身的艺术特质呈现了出来。以电影为中心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关联,这也使得电影处于理解后艺术时代的艺术体系以及相应理论的中心位置。     

张艺谋电影作品叙事风格的嬗变过程

叙事风格是指导演所使用的使影片文本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特色的艺术方法的倾向性.张艺谋拍摄的影片,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经历了戏剧性的浪漫传奇、故事性的理性纪实、影像性的虚幻诗意的嬗变过程,一步一步从中国电影传统的叙事风格迈向目前世界具有现代性的电影叙事风格.张艺谋在变中逐渐强化了以影像语言为叙事元素的地位,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影像本体的回归.     

母题、情感与命运：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研究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呈现出相似的自然生态“灾难”、记忆“家园”迷失和文化身份“寻找”母题,是特定时期大众所思所愿的银幕投射;传播了基于人性和生活角度的共有情感,并通过正向情感体验达成更为紧密的联结;蕴藏着全人类共同的“出走-回归”式命运,指明异于西方“普世价值”的时代方向。因此,中国民族题材电影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展开双向互动：前者在实践过程中为后者赋能,成为弘扬价值观念的有力载体;后者则在价值层面指引前者,促成电影创作和传播实践的升维。     

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泰国主流电影的商业化运作——以21世纪以来神话史诗电影为例

21世纪以来,反映泰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神话史诗电影在艺术成就和商业票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题材上依托于本土的神话故事,以共鸣共情树立民族自信;在叙事结构上由繁化简突出主线,顺应大众的观影需求;在人物塑造方面以英雄为绝对主角,渗透民族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在视觉呈现上追求奇幻效果,用先进的电脑技术为主流电影增...     

“村民日志”的实验民族志意蕴再审思

在“写文化”思潮影响下,“村民日志”是中国人类学界较早出现的一类实验民族志文体。“村民日志”让研究对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研究对象发出的声音并未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这成为困扰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库斯新近倡导的合作人类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又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视角审视了“村民日志”,对“村民日志”实践合作人类学理念寄予了希望。对“村民日志”的文体规范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后认为,“村民日志”的文本内容具有琐碎式叙述的特点,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具有类似文体特征的“村民日志”与《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放在一起比较后指出,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能够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需要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展开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折衷主义,民族志研究要兼顾民族志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