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画对立的艺术效果

声画对立是声画结合过程中最具特色的构成方式,声画对立作为蒙太奇成分具有巨大的表现力。从艺术辩证法的视角出发,正确、巧妙地运用声画对立的蒙太奇手段,可以反映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揭示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强化电影艺术的感染力,从而达到强烈的审美效应和独特的审美追求。     

文明古国的现代文化——墨西哥风情揽胜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文明古国,是灿烂的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的摇篮。墨西哥印第安人留下的宏伟壮观的金字塔古迹、精巧绝伦的太阳石阿兹特克日历、费人猜想的象形文字、粗犷洒脱的浮雕、含意深邃的壁画,这一切都充分展现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是墨西哥人民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巨大贡献的历史见证。举世闻名的墨西哥壁画到墨西哥城及墨西哥其他大城市访问的人,无不为遍布全城的一些公共建筑物上的巨幅壁画赞叹不已。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城南,有一所拉美规模最大的大学——墨西哥自治大学（简称“墨大”）。墨大的许…     

版权制度演进与文化产业变革的关系——基于中国电影版权制度的分析

版权制度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一直具有争议。基于中国电影版权制度史的分析,版权制度演进与文化产业变革之间形成了映射与反哺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国电影版权的演变是产业模式发展成熟后的法律映射;另一方面,法律制度的有效设计将反哺电影产业的发展。根据该关系模型,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从界定产权主体、降低交易成本、优化权利配置三个维度,有效地促进了产业效益最大化。在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电影产业模式正在发生新一轮变革,仍待新法律关系的映射。由此,新版权规则下,电影产业政策应从全域视野加快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推动电影产业多元化发展,同时为实践中的私立著作权规则保留生长空间。     

孙瑜:主流中的另类、类型中的作者

清华学子孙瑜是我国早期电影导演中为数不多的接受过正规电影专业教育的佼佼者。在“复兴国片”的旗帜下,孙瑜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浪漫写实”的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主流电影思潮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影坛“诗人”。孙瑜的电影创作借鉴了美国好莱坞电影类型片模式,尤其是受到了美国通俗情节剧的影响。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使得孙瑜的电影创作常常会超越“通俗剧”的一般套路,从而打上孙瑜电影的深深烙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瑜也成为了自己影片的“作者”。同样,尽管他与当时的左翼电影思潮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又使他成为了主流中的另类。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对《武训传》的大批判则导致了孙瑜成为彻底的另类,也宣告了“作者”的消亡。     

民族志类比法在考古人类学中的应用分析——以爱斯基摩民族志学与考古学为例

民族志类比法包括直接历史学方法与一般比较方法。前者是爱斯基摩考古学依赖程度较高的实用性方法,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对发现器物功能的推测与分析,进而重建经济模式;对纹饰和图像意义的探索;对史前社会组织的研究与重建。爱斯基摩考古学实践表明,直接历史学方法在复原器物功能、重建史前海猎经济模式、探索纹饰与图像意义、研究社会组织与形态等方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证明民族考古学方法在考古人类学实践中的有效性。然而,在民族志资料与考古学资料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陷阱也是民族考古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遗产、疫情与虚拟世界:民族艺术的生态变革与认识论反思

非遗运动、新冠肺炎疫情和虚拟世界及其叠加效应给民族艺术的生态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非遗运动引起民族艺术从文化向文明的“进化”,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跃升,以及去地方化和风格杂糅;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影响到民族艺术的分类和集体性向个体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加速了虚拟世界的进程;虚拟世界可能会引发民族艺术的镜像化创作,也会诱导研究者沉迷于网络调查。前者导致民族艺术创作的异化,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田野调查的意义建构。人类学是为人的研究,理应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定位自己的目标。在人类价值世界遭受工具理性决定性入侵,面临精神数字化的当口,坚持具身性田野阵地,以艺术性民族志的方式挖掘经验智慧和生产意义,以此批判工具理性的侵略,守护人类自由精神家园,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天职。     

全球化视阈中的中国本土电影的叙事

电影一方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本土电影也日渐向全球化靠拢。虽然全球化使得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畅行无阻,但好莱坞电影并不能替代我们对本土文化、本土生活、本土经验的关注与书写。我们的电影首先是本土的,而后才是世界的。     

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现状扫描——基于SWOT分析

山西电影文化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通过对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现状的观察与分析,使用SWOT分析方法对影响山西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外部优势和机遇进行梳理,并对制约山西电影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劣势和潜在威胁进行分析,期望能够明晰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一步为山西电影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对策。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     

抗战后中国电影的“接收”叙事及对公共领域的建构（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对收复区的敌伪产业进行“接收”。接收作为战后重要的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走向,并对战后中国电影进步性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接收叙事与战后电影的双向互动改变了自身处于主流媒介边缘话语的地位,又反向促进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建构。采用接收叙事的进步电影受时局、政策之影响,遭遇暗和、阉割与禁止的历程。接收叙事中亦具有“接收大员”与“重庆人”两种基本人物形象。面对电影检查制度,接收叙事采用“家/国一体”与“政治/伦理一体”的隐喻式表达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