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南移：史实演进与文本叙事的概念互动

“百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的向南发展与越文化的式微,“百越”逐渐南移。其南移在史实中表现为从江淮向江南的收缩,再到向岭南的退却,最终与中原华夏文化水乳交融。该史实在文本中的映射表现为百越的概念从具体的“越”到笼统的“百越”的提出,其指代从“扬、汉之南”向“九嶷之南”的推进,其称谓从“以族为名”到“因地为名”的嬗变。华夏文化的南扩史实演进与史料的文本叙述共同构成了“百越南移”的概念互动,这一概念互动亦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史的注脚。     

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正>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突破了王权在种族血统上的藩篱,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第一次调整,打开了汉人接受非汉政权的突破口;他们自居“中国”,促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中华”名号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实现统一作为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动“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期待;他们自认华夏,确立了以华夷观为中心的民族观,在承认夷夏之别基础上推进柔和夷夏、混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或族群。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碑志文研究的一座里程碑——评李贵银《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

《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作为第一部专门系统研究碑志文理论批评的专著,参与了碑志文研究的纵深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为文体研究与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著作从文献学入手,将文献学研究与文艺学研究相结合,梳理碑志文批评的发展演进历程,给予碑志文批评文本与批评家准确的历史定位,揭示了碑志文批评的人文蕴涵。     

湘西古文化：多民族融合交汇的瑰丽长卷

在地处湘鄂渝黔边界的湘西地区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土家族、苗族、汉族、瑶族等民族长期以来互通有无,共同演绎了湘西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湘西文化。从先秦时代的民族交往,到历时近八百年的土司王朝,直至清代的"改土归流",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以及诸多历史事件对于湘西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文化因子在互动中有机融合,构成了湘西特有的多元文化。     

我国立宪史发展的新阶段

1999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我国立宪的历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它除了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外,还突出的表现在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确认,对多种分配方式的认可,对农村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体制”的认可,对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地位的确立,以及对国家保卫制度的修改及立法观念的转变等等。它的实施必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浅论清代福建地区的永佃制——17件清代福建地区永佃契的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对 17件清代福建地区永佃契的分析 ,阐述了清代福建地区永佃权的产生途径、基本特征 ,提示了永佃制盛行与封建商品经济繁荣的内在联系。文章还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比较了永佃制下的地租形态和佃户地位与传统租佃关系的异同 ,说明永佃制作为一种新兴的租佃制度 ,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学：拯救谁的历史?——试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两种精神史叙述

文学始终是创作主体精神的有力承担者。作家以其自身文化理念和价值指归的不同造就了作家精神史走向在文化空间上的差异。在表现形态上,差异具体表现为“拯救历史”与“拯救自我”的历史性对立,这种对立性的存在规定了现代乡土文学创作的基本秩序。由于两种精神史发展严重不平衡,导致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近乎总体性的精神缺陷。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个知识者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文学究竟应该拯救什么?     

中国法律史研究创新刍议

本文认为,传统观点把法律史当作阶级压迫史看待,掩盖了法律史的真正本质。法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艰难历程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中国法制史有三个重要特点：吏民兼治而以治吏为主,赏罚并行而以激励为先,律例并行而常以例破律。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指出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地位及作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创建适合转型期中国国情的“中华发展法系”。     

论白寿彝先生回族史研究的成就

白寿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回族史研究,成就卓著,开拓了回族史研究的新领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回族史的研究,探索了新编回族史的体例,搜集和整理了回族史料。白先生的这些成就对于指导和推动我国回族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逻辑学”是国内逻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没有逻辑”说还分为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绝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逻辑;相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但只有非形式逻辑。之所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由于双方对什么是逻辑有不同的理解。在进行中西逻辑学比较之前,首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逻辑观念,因为逻辑观念是逻辑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