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商人的利益疏离及其后果——一个晚明例证

16世纪70年代的晚明中国面临着一次构建全球经济联系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机遇被遗憾地错失。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深层因素的考察,发现国家利益和民间商人利益的长期疏离是导致以上结果的基本原因。如今,面对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能否把握住机遇,仍将取决于国家利益和民族企业利益以及国家主义和开放主义的结合。     

伎俩

正王钦若任三司使时,有部下跟他说,将奏请皇上减免百姓的钱粮款,他们实在太贫困了,根本负担不起。王钦若当面阻止说这事得谨慎,急不得,暗中连夜命人核算好这笔款项,翌日,即以他个人名义抢先疏奏宋真宗赵恒,还说这是皇上收取民心的大好时机。赵恒大喜,即日下令减免钱粮一千多万石,并释放囚犯三千余人。经此事,赵恒对王刮目相看,召为翰林学士,后又授左谏议大夫、枢密使,王钦若位列朝廷重臣。     

先秦两汉组诗考论

组诗的形成与民歌的传播、朝廷的祭祀活动及文人间的唱和等密切相关.作为一种诗歌形态其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先秦两汉时期是组诗的孕育产生阶段,存诗不多,但在组诗文体的定型过程中起着奠基作用.     

秦、汉“太上皇”政治文化透视——从“家人父子礼”到“朝廷君臣礼”

秦、汉“太上皇”名号虽同,然两者在政治文化内涵上却呈现出差异化。秦始皇追封其父庄襄王“太上皇”,更多是承袭三代以降血缘贵族统治下,对于祖先宗庙神灵的礼遇与尊崇,所彰显并遵循的是基于血缘宗法的家人父子礼。汉高祖仿秦尊太公“太上皇”,不仅使得“家人父子礼”向“朝廷君臣礼”转化,更是旨在解决传统“尊尊”“亲亲”观念与现实政治中子为王、父为臣的皇权政体之间的冲突;同时借尊“太上皇”以宣扬孝道孝治,为专制皇权增添人伦礼制色彩,由此强化中央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即西汉“太上皇”更多的是从其时皇权政体的建构出发,旨在服从、服务于皇权政体的需要,较秦“太上皇”有着更为精心的政治考量。     

补诗训浪子

一相传古时,有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不思劳动,短短数年,耗尽了全部祖产,只得沿街乞讨。一天他托钵到一户人家要饭,主人见他年纪轻轻,于是好心地对他说:你年纪轻轻,又不缺胳膊少腿,应好好去干活,何必来行乞?但这位公子听了     

话到嘴边透心凉

对于赵普,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半部《论语》治天下",认为他是书读得少而精明强干的杰出代表。既然可以把"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理解为人们对他活学活用、聪明能干的赞美之词,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朝廷内外讥笑     

清代陵寝与堪舆:基于制度与权力层面的考察

堪舆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逐渐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权力博弈的依据和手段.清代的大工营建、陵寝选址、陵寝防护等皆用之.堪舆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抛开其“迷信”与“科学”的争论,可以看出堪舆这种古代传统术数在制度层面的表现方式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朝廷有人，做事也难

朝廷有人好做官，但朝廷有人是不是好做事？此处所言的事，是正事，是公事，是保国安民事，不是那些渎职事，贪腐事，祸国殃民事。然而，事实表明．光是朝廷有人，要做事恐怕还是会有点难度的。     

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五、南朝冕服的复古与创新 “制礼作乐”之事往往要以国势为基础,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多半不会不自量力,在礼制上妄作更张。像东晋在江南艰难立足,礼制上就能简则简。南北朝则已走出了历史的低谷,南北同呈向上气象。看上去“盛世”有望,君臣便都忙碌起来了。创制热情,在南北两方引人注目地同时升温。这既出于政治行政需要——汉魏旧制已不全适合时代发展了;也是出于文化需要——通过“制礼作乐”来夸耀繁荣昌盛、弘扬中华正统①。对这两种需要,《周礼》都可以提供资源。刘宋及萧梁着手舆服复古,《周礼》明显推动着冕服的改革。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郭嵩焘“向西方学习”思想新探

郭嵩焘作为最早走出国门的思想家,是向西方学习最热情的鼓吹者.他特别注意从制度、体制层面去认识和理解西方政府行为,把西方的种种制度创设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西洋富强之本主要在于其"朝廷政教",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强调人们应该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使"向西方学习"成为国人思想和行动上的一种自觉.落实到实践中,就要以学习西方的"朝廷政教"为中心,多角度多层次地拓展学习西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