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汇率和供应风险的双渠道采购决策研究

多渠道采购是制造商降低采购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考虑一个制造商向两个供应商进行联合采购的最优决策问题。其中本土(国内)供应商价格稳定,但供应不可靠;母国(国外)供应商供应可靠,但实际价格受汇率波动影响。本文研究了制造商在风险厌恶情形下的最优联合采购决策,并与风险中性情形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风险中性制造商只会向一个供应商采购;而风险厌恶制造商的采购决策会受到供应可靠性、汇率的波动以及两者相关关系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产品合格率和汇率相对独立时,风险厌恶的制造商倾向于单渠道采购;当合格率和汇率相关时则可能选择双渠道采购以分散风险。数值实验表明,双渠道采购可以有效降低制造商的损失风险。     

金融危机中生产型出口企业的应对措施

文章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生产型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以供出口企业渡过"寒冬"借鉴。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升值问题是近年来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初起源于国际社会,但国内经济基本面、汇率制度与经济政策也构成了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本文在分析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并就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意见。     

汇率变动对于中小企业出口影响的几点思考

近年,中小企业发展备受关注。目前,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两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和改善银行信贷服务,完善担保、贴现等制度,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境、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信贷支持。近年汇率的频繁变动,使得中小企业出口价格上涨,在危机环境下,进一步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给其带来不小的冲击。虽然汇率变动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对于汇率风险的管理意识仍然缺乏。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在十分稳定的水平上,加上中小民营企业本身规模小、利润额少,产业结构单一,汇率的细微变动对于     

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日贸易影响及对策

2012年以来,安倍晋三接棒日本历任首相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扩大规模以期对抗通货紧缩。中日经贸关系在我国的对外经贸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要保证我国对日的经贸安全就必须研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日贸易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论文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中日贸易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前后的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和世界经济环境作为解释变量,并将中日政治关系作为虚拟变量使模型更符合实际,来研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体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自1994年以来,中日贸易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但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单纯的经济政策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中日贸易的主题仍会是在摩擦与合作中增长。     

基于Copula模型的商业银行碳金融市场风险整合度量

目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措施之一, 碳金融业务逐渐成为金融机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创新领域, 而风险控制问题始终是影响金融创新成败的关键。目前中国的碳金融市场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下商业银行参与的间接金融为主导, 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业务面临国际碳价波动、碳交易结算货币汇率波动等诸多风险, 且多源风险因子之间具有业务共生性和复杂相关性。论文选取2009-2012年美国洲际交易所(ICE)的核证减排量CERs期货价格和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价格作为金融时间序列的样本数据, 探究运用ARMA-GARCH模型分别刻画碳价风险和汇率风险特性的方法, 研究处理风险因子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的Copula函数方法, 构建Copula-ARMA-GARCH模型并利用Monte Carlo模拟计算碳市场多源风险的整合VaR。实证发现:碳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波动聚集性和异方差特性;潜在的碳价风险要高于汇率风险;若忽视不同风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会高估碳市场风险;政府汇率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碳市场的风险。研究贡献在于探究符合碳金融资产风险特征的多源风险整合度量技术, 为商业银行有效控制碳市场风险、促进碳金融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概述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这一历史性关口,高达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这是继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之后,对外贸易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2013年,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在12%左右。连续多年的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的持续发展,也为     

“8·11汇改”推动了人民币汇率更加浮动吗?——基于反事实方法的量化评估

使用面板数据下的“反事实”分析方法,通过剔除国际金融市场变动等共同潜在因子的影响,量化评估“8·11汇改”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8·11汇改”确实大幅提升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率,这体现在“8·11汇改”之后真实波动率曲线始终高于反事实波动率曲线,处理效应均值为0.007 7且在1%水平下显著;其次,逆周期因子政策实施后,处理效应的下降趋势并不明显,这说明逆周期因子的引入并未改变“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提升的事实.上述结论在替换汇率波动率指标、安慰剂检验、增加控制组变量、改用BIC准则选择最优控制组、使用半参数估计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始终保持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透明,央行对中间价的直接干预减弱,且2017年后央行通过外汇储备进行冲销干预的力度减弱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浅析人民币升值及影响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振荡上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08年7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     

浅析黄金T+D投资及其风险影响因子

目前国内黄金市场已经形成两大黄金投资系列与三个黄金投资模式,即实金投资系列、纸金投资系列与实物黄金投资,银行纸黄金投资和现货延迟交收模式.随着各大商业银行以及金商的积极参与,中国黄金投资市场逐渐升温,投资者参与市场的热情不断高涨.然而,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并成为热点的理财市场,国际地缘政治、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国际金融形势变化、汇率波动等因子均为投资者带来了风险.因此,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黄金T+D投资的风险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