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鸣鸡”与刘贺被废考释

《汉书》刘贺传记其行至济阳"求长鸣鸡",此长鸣鸡为何物?为何求长鸣鸡?求长鸣鸡的行为为何不当?这些问题,颜师古及后世注家都没有解决。通过探究,长鸣鸡实际上是一种斗鸡,刘贺求此鸡是为了斗鸡玩乐。汉代社会流行斗鸡,斗鸡及通过斗鸡赌博等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汉代统治者曾对此行为加以打击。刘贺居丧期间求长鸣鸡,说明其确有耽于玩乐、不守礼法的一面,《汉书》记其诸般劣迹,并非无据。     

论《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修辞意蕴

《史记》《汉书》叙事形态是古代史传叙事的典范,数术叙事传承了《左传》的神秘化特征,是数术文化氛围昌盛的时代背景下,在史传文学领域中的映照。《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神秘化特点,客观上形成了作品叙事的意象化思维,这种意象性表达方式在《史记》《汉书》的数术叙事过程中,蕴含了古代数术文化与文学结合体现出的修辞意蕴,并构成了叙事寓论断和刻画人物言简意丰的艺术特色。     

班固以阴阳五行观念解《诗》初探

班固在<汉书>中把古代的阴阳五行观念和儒家的"五常"结合起来,从汉代人比较关注的一个独特视角,探究人的性情,讨论政治伦理,对<诗经>做出了不少别有深意的解释,揭示出当时人的灾异信仰、吉凶观念以及伦理思想等等,让人看到了古人丰富复杂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就方法论而言,班固以阴阳五行观念解<诗>,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试论班固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其代表作《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名著。班固及《汉书》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具体表现在：第一,首创纪传体断代史的体裁;第二,整齐和完善了纪传体的结构;第三,重视史书编纂中的文字表述,给后世史家以诸多启迪。     

《汉书》颜师古注引《史记》《国语》考校

《汉书》颜师古注收集了唐以前二十余家《汉书》注,引用了唐以前的百余种文献,颜注既是《汉书》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又可说是唐以前文献的汇集。颜注引书遍及四部,颜注自问世以来,辗转传抄,字句之间颇有差异,其所引书部分亡佚,即有存者,而或与今本有异。因此,对颜注引书的考校就显得很有必要。     

《汉书》颜注音切端知系声类再探

《汉书》颜注成于贞观十五年,《汉书》颜注音切条例众多,运用反切系联法、枚举归纳推理法等考定《汉书》颜注音切端知系声类,分组考察端知系各声母之间混切情况,得出结论:《汉书》颜注音切端知系声类分用井然。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予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史记》、《汉书》的叙事研究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渗透于方方面面,早期的比较研究多以优劣为重,后期开始侧重于二者的异同及异同关系的研究。两汉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文学开始由功能性向审美性,由抒情性向理性,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通过《史记》、《汉书》的对比解析,可窥见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异同。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汉书·艺文志》浅说

本文为评介性论文。文章简介了《汉书·艺文志》成书的过程。说明先由刘向校书编为《别录》，刘歆在《别录》基础上编为《七略》，班固再将《七略》稍加增删而成《艺文志》。文章主要考订了班固增删调整的情况。后一部分简述了《艺文志》的内容，并说明这部书目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图书目录，而且提供了第一部图书目录分类法，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