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读《汉书·艺文志》札记

《汉书·艺文志》中"史书附于‘春秋家’",直至东汉中期,"史"仍为书写、记事之人,在观念上不符合后世所说之"史"。从今所见传世及出土文献看,故事、传记类文体尽管较常见,附属性质强烈,难将之视同为史书;从魏晋以来史部独立发展反观之,西汉时史书部类不多,似亦难独立发展。刘向父子校雠群书时,将史书附丽于"春秋家",诚得其宜。《汉书·艺文志》中"律令不载于汉《志》",从刘向父子校雠群书的重心看,即以篇目固定取代往日之单篇别行,或可对律令不载于汉《志》提出新的解释。当时是由单篇律与令共同构成律令法系,不存在由政府统一编纂的律令,理官厘定律令并无实质进展,刘向父子恐亦难为之,故不载录。通过探求董仲舒治狱佚文的表现形式,亦即虚拟甲乙之事或讲述历史故事,考察为何融经义入律令,如何融经义入律令,窥见经义与律令之互动关系,或可丰富对经义折狱的认识。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道有夷隆 学有粗密——论《汉书·艺文志》赋之以类区分以品相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赋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分类与排序,一方面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校读札记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目前人们研读《史记》的权威文本。近日,笔者取民国年间张元济校勘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简称“百衲本”）与之对校,见二本或有异文;现取《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以资参证,就异文中可商之处草成数则,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汉书·律历志》与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以音乐思想为中心

《汉书·律历志》以音乐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天人思想体系。它把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心脏,则是音乐。这既是一个完全艺术化的形而上学,也是一个可以落实到实用法则的形而上学。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