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班固的民族观

班固民族观是其民族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传统民族观的继承和发展。以他对民族较为深入的认识为基础,以民族关系的状况为转移,班固民族观有贬斥“夷狄”、主张对其实行武力征伐的一面,但以承认少数民族已有的地位、主张对其实行怀柔羁縻政策为主要方面。     

秦汉史学的建树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特征

秦汉（主要是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阶段,而史学的建树则是当时文化繁荣与发达的显著标志。本文从人们关于史学基本功能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原始性史料记录与搜集工作的展开、公私著述史书方式的并存,史学著作体裁分类多样化细致化以及记传体史书体例的创立与完善等五个方面,系统概括和揭示了当时史学建树的成就和特色。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代表该时期史学发展最高成就的《史记》和《汉书》的价值与文化特征进行了扼要的比较,指出了两书之间的三大共性与两大差异。     

《汉书》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初探

通过量化、比较、示例及赏析等方法,具体揭示作为《汉书》重要修辞手法的对偶在艺术上的不凡之处,以及《汉书》语言的骈俪特色。     

论经学对《汉书》思想的影响

《汉书》是在浓重的经学氛围中编撰而成的。经学对《汉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经学思想改造《史记》文本;二,以大雅精神评判历史人物。     

史学大家班昭和她的《女诫》

班昭，生于公元41年，名昭，字惠班，一名姬。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昭这个名字不如时人尊称的“曹大家”更为显赫。因为她嫁于扶风曹世叔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她年轻守寡，为人端庄秀美，博学多才而聪慧：尤其是她继承父兄事业而完成著名的《汉书》编纂工作，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史学家。而且是著名的史学家。但是，她所撰写的《女诫》，却长期成为套在中国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     

汉代文体研究二题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对诗赋的分类,其义例与标准后人有种种之推测,但不论如何,它毕竟是对文体的一种直接分类,是人们对文体进行辨析的一个基础;它所使用的推本溯源的方法,亦对后世文体论的方法取向有深远的影响。《独断》从用语格式之程式规格来说明文类的特点,是从形态上明确论文体的开始,某种程度上说明作为语言体式规范的"文体"概念已经形成。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     

史上最浪漫的一道圣旨

圣旨,作为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无论措辞还是格式,都是严肃而生硬的。可是,在如此严谨的“红头文件”中,偏偏出现了一个另类：这道特殊的圣旨有着谜一样的外表,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人动容的儿女情长。《汉书》记载：公元前72年,汉宣帝刘询突然颁发了一道令人莫名其妙的诏书,他在诏书中说：我在贫微之时曾有一把旧剑,现在我非常怀念它啊,众位爱卿能否为我把它找回来呢？     

德行决定命运:《汉书》文化精神解读

《汉书》渗透了“德行决定命运”的历史观,强调了德行对个人、家族乃至天下兴衰存亡的制约作用。这既是班固主体意识的投射,也是对两汉儒学制度化建设与崇尚道德的社会现实的必然反映,是汉代文化精神史学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