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

考释《汉书》所见辞书漏收词语50个。这些词语绝大多数既未被《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普通大、中型语文辞书所收录,也不见于仓修良主编的《汉书辞典》。只有个别词语已被《汉语大词典》立为条目,不过,或者其书证远后于《汉书》,或者在《汉书》中的意义为《汉语大词典》义项所无。     

从《汉书·五行志》看刘歆的灾异观

从《汉书·五行志》所保存的资料看,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董仲舒、刘向等人不同。刘歆常引《左传》解说灾异,常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君,同时表现出重科学的倾向。刘歆喜好并精通《左传》,依附并感恩于外戚王莽,以及其执著于学术的性情等,使得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众不同。     

论“师旷小说”与汉小说家之《师旷》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二种《师旷》皆亡,然而传世古籍保存了较多关于师旷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实证材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以及汉代小说颇为重要。对此,前辈学者进行了辑佚、整理和研究工作,然而在对这些材料的判定中存有歧义。将先秦至汉古籍中关于师旷的记载都视为“古小说”和择取其中的数则以对应《师旷》六篇的做法都存在一定的偏失,以“师旷小说”来统摄这些记载中可能是佚文以及可视为“小说”的材料,是一种调和策略,对存世师旷材料进行梳理和辨析,当有裨益于古代小说研究。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目录学视角下的“小说”观念探析——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例

本文在目录学视角下,考察《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作品,了解两志对小说的类别性质、源流功用的认识与阐述,梳理两志所反映出的＂小说＂观念,从而把握中国＂小说＂观念从汉代至唐初的嬗变脉络。     

太阳之子

今称太阳古称日。古人说日是“太阳之精”。甲骨文日字不圆,弧线不好刻,多作方形、菱形甚至五角形。到金文始有圆日。日中有圆点,太阳黑子也,风沙天肉眼能看见,所以《汉书》记载日中“有黑气大如钱”。太阳与地平线结合,孳生出旦。金文旦字日下有大气折射形成的虚像,知先民观察之精细。     

《汉书·艺文志》不设“史部”原因析论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史思想和史学史意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学科的构建、史书的分类、两汉时期的经史关系、班固的史学思想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得出《汉书·艺文志》未给史部单独设类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缘由.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古代历史学学科的发微,以及先秦两汉时期历史学的发展脉络都做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挣脱天命神学的努力——班固历史观述论

《汉书》虽然存在着援五德终始、阴阳灾异以论史的问题,但班固的历史观表现出多层面的复杂性,远非一句神秘的唯心史观所能定性.由于时代背景及官修正史的限制,班固对统治阶层官方的史观无可回避;然而从本质处言,班固于《汉书》中始终贯彻了强调历史变化的立场,注重历史之"势"的制约与影响,强调民心向背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重视经济发展状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等等,更多地表现出努力挣脱天命神学的倾向.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小说的系统论述。分析可以发现,它通过赋予小说资治的功能,将“小说”由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普通词语转变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类概念。从《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以后,小说成为古代书目中的一个类别。可以说,是《汉书.艺文志》创造了作为文类的小说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