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与演进：《汉书·艺文志》赋论解读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登高能赋”本意是登堂能赋诵诗,而不是后来的登高能作赋,《汉书.艺文志》对此进行了生成转换,使之具有了作赋可以为大夫的内涵。这一转换使赋具有向经艺靠拢的特质,从而完成了《汉书.艺文志》建构经学“大一统”学术体系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客观地提高了赋的地位。不过《汉书.艺文志》对汉赋整体的论述逻辑是:使被轻视的汉赋成为同样地位不高的汉文人的专属文艺样式。     

淮南厉王刘长"谋反"辨析

研究者多认为淮南厉王刘长图谋造反,并影响到淮南王刘安的一生.事实上,《史记》并未记载刘长谋反,错将刘长与谋反联系在一起的是《汉书》.从《史记》记载的各种细节,如丞相张仓等诸大臣就刘长罪状的奏议、刘长在接受汉朝召唤及发配路上的反应、袁盎的谏词、对刘长使用槛车且不打开槛封的行为、汉文帝在刘长一案前后的态度等来判断,刘长的确没有谋反,他的死是汉文帝蓄意造成的."大夫但"是这次谋反的直接主谋,其背后主使则是郎中令张武、济北王刘兴居残部和棘蒲侯柴武.     

王安石碑志文的“史汉之法”与“史汉风神”——以欧阳修碑志文为比照

欧阳修碑志文多用"史汉之法",王安石碑志文却与叙事手法复杂、笔端饱含情感的"史汉之法"保持了一定距离。王安石的心力所注,往往不在叙事的精彩,而在于议论的精警。欧阳修碑志和"史汉风神"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手法,凸显要描写的这位墓主;而王安石的方式则是通过议论,将主人公的形象提炼、深化,他并不满足于对主人公这一个人的显扬,而在于发掘他背后这一类人物的共性,继而弘扬这类人物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这正是王安石碑志不同于"史汉之法"和"史汉风神"的特殊性所在。     

《汉书》纪传体的求真与求善

班固继承司马迁纪传体求真的方式,并开创以篇目之间呼应求真的先例。他意识到观念之真和事实之真的区别,却在所求之真中表现出史学双重性,在道德观方面,班固褒扬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道德,也揭露出道德对人生的负面影响。     

班固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与制约

班固《汉书》的思想倾向及价值取向较之司马迁《史记》所表现出的差异，映射出时代精神、社会思潮、文化格局、学术积累等深厚而丰富的背景内容。班固对儒学立场的坚持固守最直接地决定了他对古今人物、社会发展以及汉代史事的记叙和评判，规定和制约着《汉书》的价值取向。首先，《汉书》所用以品评古今人物及诸子学派的唯一标准便是儒家思想学说，孔子及其弟子真正被置于“独尊”的地位，儒家经典被奉为至尊，评判诸子优劣短长实以儒家思想为取舍的根据。其次，班固对儒学的执著理念，主导、支配着他在《汉书》中所寄寓的政治理想，仁义德政构成其政治理想的主体内容。另外，重视礼制对国家政治的作用、强烈的教化民众理念等，都影响着其历史叙述及评判     

《汉书·艺文志》七略大序考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也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还是我国先秦至西汉文化的纲领性总结,通过它的七篇大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期提纲挈领,了解《汉书·艺文志》的学术思想。其七篇大序短小精悍,各有特色,既能紧扣先秦两汉的学术脉搏,又能有所发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论如淳《汉书音义》对辞书编纂的价值

本文分析了如淳《汉书音义》中的双音节词语,指出其对辞书编纂的价值,具体表现在条目、释义及书证三个方面。     

<汉书新证>两版本的比较研究

《汉书新证》增订本较1959年本，结构有所不同，条目大幅增加，解释多有修改增补，所征引史料多为1959年或其后新出土及新出版者，虽有缺失，但毕竟联不掩瑜，在《汉书》研究史上有重要贡献。其作者除直教授的为学根神，值得后学学习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