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民族分布看我国穆斯林聚居区--以甘肃省广河县为例

本文通过运用民族学中的田野调查法,对我国现有穆斯林聚居区进行深入调查后,总结出我国现有穆斯林聚居区形成的原因及宗教、民族迁徙、民族之间的交融、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对我国现有穆斯林聚居区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探讨我国现有穆斯林聚居区的发展、变化。     

民主与一夫多妻制（下篇）

巴黎的“非洲” 或许法国的500万穆斯林中有20万到40万生活在一夫多妻制家庭里。当需要工人供应欧洲二战后的经济腾飞时，法国没有限制地给予一夫多妻制家庭成员移民签证。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和少年犯罪的问题不断严重，最终导致法国在1993年取缔了一夫多妻制。但是法律只是断断续续地推行，许多一夫多妻制下的妻子继续偷渡入境。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如马里、塞内加尔、冈比亚。多数人居住在巴黎贫穷的郊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内。     

蒙古族聚居区的城镇化模式探析——以通辽市城镇化发展为例

通辽市是全区、全国蒙古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本文以通辽市城镇化发展为例,对蒙古族聚居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探析。通辽市凭借着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和自然、人文条件,根据实际,选择分散式的城镇化道路,以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以科尔沁文化为主题塑造通辽市旅游形象。因此,城镇化发展成果比较明显,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必须时刻注意,以健康城镇化作为发展的终极考量,防止"中国式城市危机"在通辽翻版。     

历史的真相在暗处

按照我的经验,会读书的人,一般不是呆子。尤其是,会读历史书的人,更不是呆子。面对厚厚的《二十四史》,你会发现,修史的人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有遗老遗少,也有朝廷的顶梁柱和马屁精。有时候我想,单单把这些人的命运写一遍,就是一部缩微版的《二十四史》了。那么,这批人笔下的乱臣贼子与帝王将相,究竟有多少没有被美化过、扭曲过？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古代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与日本“汉人”的形成

自公元前3世纪或从更早的时期,东亚大陆居民数次从朝鲜半岛集体移居日本列岛。关于这些移民的民族成份,目前,日本、韩国学界有很多研究者认为他们属于朝鲜系民族。然而,经过仔细考证可以认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社会群体“汉人”,其主体部分是两汉魏晋时期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人的后裔。“汉人”对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和文明进程的飞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汉人降将与清初提督的设置——以江西为例

从汉人降将与清朝关系的角度考察顺治初年江西提督设置的具体过程可发现,提督在江西经历了由衔到职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与著名汉人降将金声桓和清朝关系变动密切相关。江西提督的案例,说明清初提督在地方上的设置,固然有军事上的考量,然而,其背后更为重要的则是清朝对地方汉人降将利益的部分妥协。简而言之,提督的设置,根本上要处理的是汉人降将与清廷之间的关系问题。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     

论20世纪以来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结构变动及其影响

20世纪以来,蒙古族聚居区社会发生了几次社会结构变动,其变动脉络基本与国家整体社会结构变动相一致。这几次社会结构变动对蒙古族生存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浅论苗族传统习俗对贵州苗族聚居区女童教育普及的影响--从苗族女青年婚恋活动视角所作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 ,贵州苗族聚居区女童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与全国、全省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相比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贵州苗族聚居区女童教育普及的严重滞后性 ,使其成为义务教育在贵州普及的重点及难点。在影响女童教育普及的众多因素中 ,如果说家庭贫困及国家教育经费短缺是影响女童教育普及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 ,苗族传统习俗则是影响女童教育普及的深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