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

近年来,随着秦汉简牍资料的发现与陆续公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秦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汉律的主体部分,其中有许多民法方面的内容,涉及物权法、继承法、债权法、身份法、婚姻法等,对认识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众所周知,秦汉律令久已亡佚,清末学者虽然做了一些法律文献的辑佚和整理工作,但仍然是一叶泰山。因此,对秦汉律令重见天日的价值如何高估亦不为过,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不仅从云梦秦律、龙岗秦律看到了秦的法律原文,而且从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得见汉律的规模,这是我们足以告慰先贤的旷世佳讯①。     

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

汉墓画像中多有孔子见老子图。学界的解释往往执著于历史上关于孔子见老子的故事文本,而忽略了汉代道教经典和仪式文本的存在及其直接解释意义。当时老子已是道教中极崇高的"太上老君",其神格仅次于西王母;孔子率众弟子拜见老君,乃"得道受书",证明其命"上属九天君",不经北酆鬼官之考谪,成为仙界地位较高的真人。孔、老之间常见的稚童项橐也有相当高的神格。汉墓中孔子见老子画像须于宗教视野获得合理解释。其所表达的是,在地下的世界,死者将和孔子及其弟子们一样,往拜老君得道受书,将免鬼官之谪;而"凡得道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乃成仙。这就是汉代道教关于死者在冥界转变成仙的仪式逻辑。孔子见老子图乃是汉代道教墓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经学教育中的师法与家法

本文回顾了汉唐以来关于汉代“师法”、“家法”的研究,分析了各家之说的优劣,认为西 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着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在起作用。师法、家法在两汉经学教育 中起到了尊师重教的作用,也为保存古代文献的本来面目发挥了作用。     

汉代政府公务“招募”活动研究

汉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着雇佣关系,此种关系也被汉政府以＂招募＂的形式大量利用。除募兵外,汉政府在许多经济、政治活动中采用了＂招募＂的形式,像募凶杀人、募人出使、募人除害等。其薪酬除金钱给付外,还有封王赐爵、赐田宅、赦免罪行等。其有着自己的特点,如带有强制性、种类多样化、报酬多元性及非等价性、主体范围特别大。它们保证了政务活动的顺利实施,加强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说“禄养”——关于汉代官员养亲问题的考察

"禄养"是指官员以俸禄孝养父母。两汉时期,人们对禄养行孝的养亲方式非常崇尚,即使是那些淡泊名利的志节之士,在身处无力养亲的现实困窘时,有时也会迫不得已而放下身段,入仕求禄以求养亲。但是由于俸禄微薄,对于不少中低级官员来说,以禄养亲依然不易。不少官员为了便于行孝,往往会想方设法将父母迎接至就职地,此即"移亲就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移亲就养并不容易实现,故有些官员不惜放弃官职以归乡终养。汉代已将"养亲"纳入官员的考核机制之中,但是总体而言,其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仍显粗疏。     

汉画像石鹿形象的文化意蕴

鹿较早地进入了远古先人的日常生活,成为维系先民生存与繁衍的食物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对鹿的长期体悟与审美感知,鹿作为审美对象逐渐由具象层面升华到神灵层面,成为护佑人们趋吉避凶、求仙长寿的吉祥神,部分满足了古代人们的宗教关怀需求。汉画像石中的鹿形象除了少部分日常生活层面,大部分都已神化,这是古代人们对鹿的文化审美的生动体现,对鹿的神化及其崇拜形象表达了古代人们的原始信仰。鹿形象及其文化职能属传统祥瑞文化的范畴,同时,对作为吉祥神鹿的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民俗文化及社会心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比较哲学中的分化——对托马斯·墨子刻之方法论的若干思考

托马斯·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指出,中国政治思想的解释者们必须在两个目标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对背景和文化连续性的强调,以及对批判性反思和真理的强调.通过与他的著作和方法论的对话,本文展开了两个主要的论点.首先,笔者认为从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那里借用来的一种理解"话语"(discourse)和"约定"(commitment)的方式比墨子刻自己的方法论更为成功地应对了他所提出的可贵目标.其次,笔者区分了比较研究中的两种策略,也即对"包容性背景"(inclusive context)的强调以及对"分化"(disaggregation)的强调.文章建议,必须谨慎地运用我通过"分化"所标识的方法,人们应当始终清楚地意识到墨子刻所极力向我们表明的主张,进而掌握比较哲学的"分化"这一方法论策略.     

异域对话:论汉代外交活动中的“译者”

有汉一代,外交活动过渡到新阶段,逐步突破本土和东亚的地域限制,从而走向广阔的世界,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外交。无论是汉朝抑或周边各国,在职官中都设置有译官译使,品秩虽低,但其历史作用重大。译者在诸多外交活动中表现突出,关于其语言翻译活动的记载史不绝书。作为沟通语言相异群体的译语人,其不仅打破了不同文明语系下交流的语言障碍,搭建了异域文明交流的桥梁,同时亦凭借自身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作为正式的外交使者活跃于政治舞台。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