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义》《释名》声训之优劣

《白虎通义》与《释名》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两本声训书,在古汉语研究中仍启迪着一代代学者。现代汉语探源要从古汉语着手,对这两本声训书进行优劣方面的对比,能让我们对汉代声训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对《白虎通义》和《释名》声训特点进行归纳比较,进而总结出汉代声训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汉代官吏家庭生活考

汉代官吏的家庭生活有两大种情况：地方小吏和京师小吏一般情况下在任职期间不能携带家眷,与家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而地方长官和京师长官则可携带妻子家人入住官舍或公府。在两地分居的小官吏家庭里,妻子在家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及农田劳动。这是其享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在夫妻团聚的大官吏家庭里,妻子随夫赴任,照顾丈夫生活起居,丈夫是其生活的中心。这两种家庭生活模式反映出汉代家庭中的两性关系是一种和谐相助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汉代列仙图考

汉墓画像中保存着现知最早最可靠的汉代列仙图谱形态。汉画所见不同时代历史(传说)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示的空间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特征。以武氏祠东壁、西壁及后壁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图像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汉画中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乃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乃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价值观之遽变而发生转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将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汉代蝗灾论略

蝗灾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汉代蝗灾在时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季节性 ,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地域性 ;成灾面积广阔 ,灾情严重 ;蝗灾具有群发性、连锁性特点。对后世开展治蝗、灭蝗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足摩崖石刻探幽

为了一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庆大足石刻,我们来到距离重庆市区160公里的郊区大足县．去观赏那独特的摩崖石刻,感受那博大精深的佛宗禅意。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它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大佛湾摩崖造像最为著名,足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因时间关系,我们只参观游览了宝顶山大佛湾的摩崖石刻。     

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管窥

汉代太学作为官办的最高教育机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为了促进儒学的传播,以及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而创建的。为了确保太学能够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国家不仅确立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更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对其加以规制。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的确立,不仅使太学直接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同时也促进了太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汉代“设论体”赋的源头及思想变化趋势

两汉间出现的“设论体”赋,别具一格,它直接根源于宋玉的《对楚王问》及《楚辞·渔父》等文,其远祖又可追溯到《战国策》中的策士辩难。汉代的“设论体”赋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士人的出处态度。由于儒家思想渐次深入的影响,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蔡邕的《释诲》,士人们面对怀才不遇、沉居下僚的现实,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较突出的变化趋势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修身俟命”观念越来越浓重;二是社会批判精神逐渐衰弱;三是俳谐之风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