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中的家法和师法辨析

经学师法是汉武帝设立师法博士的产物。家法一词东汉中期后才出现,可以指章句,也可以指称师法。师法包括经文本的文字、篇卷以及师法博士关于经的各种解说,重在经学的恢复和创新;家法重在经学的传承,家法一词的流行与东汉十四博士之后不再增设师法博士有关。夸大师法和家法的区别不符合两汉经学实际情况。     

牛肩胛颈刻辞顺序试探

《甲骨文合集》第1—6册中有些牛肩胛颈骨左右各刻有一条卜辞,经考查,殷人在牛肩胛颈上刻辞有一定的规律,左右卜辞的契刻均有先后顺序,即左肩胛颈的正面,左边刻辞在先;右肩胛颈的正面,右边刻辞在先;直观来说,无论左右肩胛颈,靠近切去臼角有切口一边的刻辞在先。     

论汉代艺术的美学类型与范畴

汉代艺术是象征型的艺术,无论诗赋、乐舞、画像石还是明器,都以其数量的巨大来表达潜在的审美情感。这种数量的巨大主要表现在繁复与堆叠的创作手法和丰富多彩、驳杂并兼的创作题材上。汉代艺术之美是"崇高"的,其"相位"更接近于"壮美",这种独特美学风貌是由汉代社会思想状况所决定的。     

论谶纬对汉代七言诗发展的影响

汉代诗歌从七言句、七言段到完整的七言诗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到西汉后期七言民谣初具规模,到东汉中期文人七言诗基本形成。从今存纬书文献来看,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句式工整的七言韵文。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纬书成为儒生必修＂功课＂,因此东汉文人多通于纬学。在风格、用韵、句式节奏和内容主题等方面,纬书七言韵文超越了民间歌谣而与后来的文人七言诗颇多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纬书七言韵文是民间歌谣向着文人七言诗演进的重要桥梁,谶纬促进了文人七言诗的发展与成熟。     

论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从目前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以及口述史等研究情况来看,汉代西北区域在各民族闻的迁徙、交融与互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手工业规模与民俗文化生态。单从出土汉代西北地区的漆器来看,其手工生产、装饰设计与市场流通等维度上,确乎能反映出汉代西北区域手工业发展,更能窥探其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是反映西北民俗文化、信仰与宗教的一个窗口,民族手工业与民俗文化共同形成了民俗文化生态层;二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的造物思想与汉俗文化思想之间形成互动与共生的民俗文化形态;三是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生产与市场具有开放性与民族化,体现了西北民俗文化的包容性与自律性。     

论汉代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汉代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包括对本宗族已逝祖先的崇拜和人类始祖神女娲伏羲的崇拜。祖先崇拜具有维护统一的巨大凝聚力,通过群体性的祭祀和崇拜活动,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升华为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祖先崇拜也是维系族人关系和维护宗法关系的重要纽带。     

《太平经》所见汉代风水观念及理论形态

成书于东汉中晚期的《太平经》所提出的"起土"吉凶观念及"魂神还养"的丧葬风水理论,是汉代社会风水信仰急剧膨胀的反映,它也标志着丧葬风水术理论形态基本形成。《太平经》中风水文献表明,道教对风水术的吸收与改造是在宗教体系之内进行的,并不是对民众信仰的无限制迎合,而是加以引导和转化,从而纳入其信仰体系之中。     

南阳汉画像石“建木”等形象的文化意蕴

南阳汉画像石中"建木"、"蜥蜴"是常见的形象,"嫦娥会玄武"是特有的题材,然而有关它们的文化解读却存在着一些谬误。"女娲伏羲图"中既有代表长生的"灵芝",但是也有代表升仙的"直茎伞盖"的"建木"。虽有许多"人面蛇身"的女娲像,但这决不能代表"人面鲵身"像的文化内涵。"嫦娥会玄武"画像主要是表现祈求生活风调雨顺的意思。究其原因,是研究者对于楚地神话以及楚地的民俗、民间信仰在汉代文化兼容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认识不足。     

汉代告地书及其文体渊源述论

告地书是西汉初年使用比较普遍的随葬文书,它模仿地上通关文书"传"、"过所"的文本形式,借鉴政府公文在人世间的文体权威,向地下冥府告知死者户籍财产等信息,由此希望死者借此在阴阳两界顺利而合法地通行,且如愿入登冥府户籍,安于地下生活。告地书发生于户籍制度较为严格的西汉初期,承载着特殊的社会心理需求。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微探

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汉画像石在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