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次序辨

六经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排列次序,"以<诗>为首"的次序,是<诗>在西周春秋时代独特而巨大的社会功能所形成的;"用<易>居前"的次序,是轴心时代<易传>的哲学突破、西汉中期<周易>经传的立于学官和整理修订,使<周易>升华为"大道之原"而后形成的.这两种六经次序是不同时代历史文化现象的标志,其先后出现反映了两周秦汉之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庾信颜之推散文学合论

庾信与颜之推是北朝散文学的重镇.庾信以创作见长,颜之推的理论有特点.庾信的散文写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写作以官体文为主,后期作品由前期的轻美流丽一变而为沉重深情,境界幽深而阔大.名作<哀江南赋>更是将骈文的抒情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将骈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颜之推为人谨重,散文学浸润了深浓的经学思想,他看到了文学"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特性,但对此常抱戒备提防的心思,要求约束控制,以求趋利远害.这样的认识与萧纲的文学观点正好相反.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这样一种观念同样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论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

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具有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从多样性与丰富性来看,骚体诗可归结为帝王之歌、臣子之歌、隐士之歌、文人才女之歌以及远嫁异域女子之悲歌,它们虽在总体上承袭了屈骚“主悲”的情感基调,但由于诗人各自身份地位、人生遭遇不同,因此,诗中情感极富变化,极具有个性色彩。从艺术性来看,汉代骚体诗打破了楚骚固有的表现模式,根据诗情表现的需要,灵活决定诗体形式,句式灵活多变,格调呈现多重意蕴。骚体诗以其情感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证明了它是汉代抒情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论都赋内蕴的演变

东汉的论都赋涉及到对西汉、东汉统治之术的评价和如何看待汉武、光武的功业等诸多问题。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 ,论都赋的内蕴也不断演变。杜笃的《论都赋》以王霸之术游说光武帝 ;班固等人的赋作歌颂东汉王朝以儒术治天下 ;张衡的《二京赋》以古文经学立说 ,杂以道家思想 ,包含着冷静的理性精神     

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

先秦儒家文论经过汉代经学的改造 ,从一种民间文化立场转化为体制文化立场 ,这一意识形态化过程使汉儒关于文学的言说在本原论、功能论、创造论三方面与此前儒家文论有所不同。考察这些不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文论批评 ,以及儒家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身份、 知识与文学创作——基于汉代文学主体的思考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 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 身份、 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 不同阶层、 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 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 所思所想有异, 因此, 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 与身份相应, 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 身份、 知识结构、 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简述马在汉代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之缘由

马在汉朝艺术作品中的大量出现,与战争需要、制度设计、贸易地位、帝王偏好和马自身的审美价值直接相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对优良战马的不懈追求,使汉朝政府不断优化有关马的制度设计,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马在汉朝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导致汉朝重马、惜马之风盛行。而生活是艺术的摇篮,整个汉朝社会对马的高度重视,也赋予了创作者以素材和灵感,因此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关于马的艺术形象,造就了大量精妙绝伦的汉马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