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

清代乾、嘉、道、咸时代的今文经学,在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方面对古文经学展开激烈攻击。在学术上,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三传、《尚书》、《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了大量论证。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今文经学在诸多方面均与汉代的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汉代赎死制度研究

汉代赎刑中的赎死可以区分为"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以及"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主要存续于西汉初期至吕后时期,执行方式主要有以金赎死、以钱赎死及以爵赎死。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在西汉初期鲜有记载,盛行于汉武帝时期,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执行方式则更为丰富、灵活。通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的研究,两汉时期赎死制度的施行情况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两汉赎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

两汉时期的中原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出现了疫病高峰,导致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造成经济萧条,引发人们的信仰危机,给中原大地社会、经济及家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诱发瘟疫的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的失调、寒暑错时、乱世混战及民众的不良习俗等所致。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救治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治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疫情,给生还者以心灵安慰,为灾区疫后民众的生活重建和生产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西王母文学形象在东汉的初步定型及其文化成因

西王母是上古文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位女神形象,其形象的演进有着很强的典范意义。迄于东汉的文学中的西王母形象的演变,呈现出这样的规律:由原始到文明、由简单到复杂、由随意到初步定型、由可怕到可敬、由高不可攀的狰狞神怪到可亲可昵的慈悲美妇、由功能单一的凶神到无所不能拯济苍生的救世主。该形象从普通神灵逐渐升格为主宰女神,其中的关键,是贯穿两汉的从上至下的对于长生久视与延年益寿的精神渴求与现实需要以及相关的宗教因素。     

被曲解的“无后为大”

中国自西周就开始有孝道。影响最广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孟子·离娄上》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实,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孟子的原意,并不是说不生孩子就是不孝,最不孝的是没有对长辈尽到后代的责任。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汉代政府公务“招募”活动研究

汉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着雇佣关系,此种关系也被汉政府以＂招募＂的形式大量利用。除募兵外,汉政府在许多经济、政治活动中采用了＂招募＂的形式,像募凶杀人、募人出使、募人除害等。其薪酬除金钱给付外,还有封王赐爵、赐田宅、赦免罪行等。其有着自己的特点,如带有强制性、种类多样化、报酬多元性及非等价性、主体范围特别大。它们保证了政务活动的顺利实施,加强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