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定位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崇高地位的确定是冯契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在冯契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因对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和对近代哲学史上认识论方面的"心物(知行)"之辨作了历史总结,从而对近代对中国哲学革命作了历史总结。     

《禅定目炬》与吐蕃禅宗思想源流考

[提要]《禅定目炬》是西藏本土作者所作并涉禅宗内容最多的藏文文献之一,其成书年代为西藏佛教前弘期与后弘期过渡阶段。本文主要以《禅定目炬》之作者生平与内容结构为依据,构建了吐蕃时期的西藏禅宗基本思想与禅宗师承以及汉藏佛教思想的历史渊源。     

金融危机背景下煤电之争原因解析及对策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在延续的大背景下,煤电两大行业之间的博弈程度之深、耗时之长,实属罕见,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原因和体制原因对煤电之争的原因进行了解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条微博引发的方言存废之争

87年前,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写道：“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

由于《公羊》学者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证明,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但汉武帝的霸道策略却很快与《公羊》学派的王道理想产生了矛盾。到汉昭帝时,《公羊》学说已经成为盐铁会议上抨击时政者的依据。汉宣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风,使以《公羊》学为依据的批评之声不断上升,致使汉宣帝试图扶持相对平实的《谷梁》学来抵消《公羊》学的不利影响。其后《谷梁》学的影响仍不能与《公羊》学相抗衡,《公羊》学不利于西汉统治的一面依然继续,建平元年汉哀帝支持刘歆倡立《左传》的政治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挽救西汉江山。     

回归古典和“诗与哲学之争”

以追求真理,探索人的内在灵魂为宗旨的柏拉图哲学,不满诗歌将灵魂导向堕落,对其进行猛烈地抨击。自认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的诗人面对宣称忠实于真理和智慧而又来势汹汹的哲人奋起反击,从此在西方思想史上拉开了诗与哲学论争的序幕。不管是“哲学与诗的纷争”,还是哲学对文学的压抑,抑或还有文学对抗哲学的行动,这些都一次一次把学人拉回到希腊古典世界。重返“诗与哲学之争”议题发现,哲学、政治、历史和神学在学科诞生之初充满了被诗影响的焦虑。哲人与诗人的一路争吵向读者呈现了“诗之美”与“思之智”,这两个古代经典的重要维度,因而重新审视“诗与哲学之争”成为“回归古典”的重要路径。     

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

"朱陆之争"是南宋以来儒学的中心问题,它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明清学术思想发展之始终.正是由朱陆之争这条线索出发,余英时先生发现了近世儒家思想演进的内在秘密,那就是:纵向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横向的知识与道德的紧张和平衡.同时,在宋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是由于朱陆之争这条线索的发现,余先生提出并实践了"内在理路"的学术文化发展理念与研究方法.在宋明理学如何转向清代考证学的研究中,余先生认定"内在理路"说解释的有效性.而这一"内在理路"又可概括为两大精神或要义:一是强调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一是注意抉发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传统.     

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