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研究与近代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井田制研究及其意义

长期以来,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作为其源头的"井田制"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同时还作为"理想"与"现实"贯穿于历史的始终,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典问题。进入近代之后,在救亡压力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上对于井田制之"历史"、"理想"、"现实"三维度统一的理解也分裂了,呈现为"理想—现实"(今文经学)与"历史—现实"(古文经学)的两个极端。而在进入民国之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之下,众多学者们开始在新的意义上探索井田制之三维度的新关联,同时也是试图通过重新理解传统,来探索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方向。20世纪20年代有胡适和柳诒徵对于"历史"维度与"理想"维度的分别探索,30-40年代则有郭沫若、高耘晖等开始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历史"、"理想"、"现实"三维度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历史"与"理想"维度间的张力继续成为问题焦点。这些重要研究深化了井田制新研究的各个侧面,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究井田制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奠定了基础。     

唐宋文之争发微

唐宋文章向来被视为一体,故有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但唐宋时代文化迥然不同,唐宋文章也因而有别。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文是复古的,宋文是维新的,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唐宋文章之别在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玛格丽特·米德列传

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她的作品曾轰动一时,《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她的代表作。作为文化心理学派的开创者,米德的研究方法受到各方关注并形成热议,其中不乏最著名的"米德-弗里曼"之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际国内学者也对她和她的研究进行了评价。     

圆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争与宋代制度佛学

面对宋代制度社会的挑战,宗派佛学的判教体系难以维持,天台圆教的自明性面临危机.为拯救圆教危机,宋代天台宗将限于佛教判教的"开权显实"原则施用于己身,自拘圆教形式为制度之法以参与到世俗社会中,通过对俗世的开显而实现圆教的"即权而实".在此过程中,台宗内部产生了对行忏苦行之法与持戒治心之学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了对圆教之义的争论.台宗的圆教之争反映了宋初佛教对存在合法性的诉求,也展示了宗义再生产与制度社会间的博弈关系.     

汉语书写的现代性焦虑与新奇美学之生成——以“机关枪篆文”与“英文书法”为中心

在20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围绕着汉语及其书写形态进行了争辩和改革。科学主义者以鲜明的激进立场对汉语形态和书写形式进行改造,却陷入了因古典形态在知识范式中的稳定性自足所带来的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形式焦虑: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知识系统的古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现代性的知识改造。在吴稚晖、黎锦熙等人的国语罗马字实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新奇的书写美学共同体:既有向古典书写形态妥协的"摩托篆文",又有依托于表音系统的"英文书法"。二者呈现出不同的新奇:前者的书写以复活英文罗马注音作为汉语书写的主体,乃"以新入古"之新;后者是以旧的金石形态来承载新的概念,乃"以古化古"之新,二者有形态上的差异,也有思想来源上的近似,即以激进科学主义立场来妥协新与旧的纠葛。     

由“两E之争”谈高校人才培养

本文以“两E”人才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视角,探讨基础理论型人才与应用开发型人才的相互关系,从而阐明当前我国高校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加强应用开发研究;既要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又要重视学科专业的技能训练,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的道路等问题.     

国企:生存之难改制之难

国企改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在实践上,还没有探讨出普遍有效的途径,在理论上更是混乱,尤其在"郎顾之争"以后.今天,我们要探讨,国企为什么要改制,又为什么难改?也许能为进一步的国企改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形成于19世纪中期由西方传教士发起的"术语之争"阶段。围绕God的汉译译名之争,理雅各通过援引宋元理学家的易学诠释理念,一方面努力发掘《易经》中"太极"等同于最高人格化存在"帝/上帝"的神学意蕴,为自己的"帝"译论张目立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发掘理学家"物化""太极"的一面,以期推翻论辩对手的"神"译论主张。理雅各的易学研究由此在客观层面上兼备了彰显理学内部体系矛盾和加强中西思想沟通的双重效应。     

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

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