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继承与转换创新: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与转换创新，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项。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过程上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过程，一方面是西学无孔不入地传播、渗透和濡染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来到中国的西方概念及理论等无一不在中国化，也无一没有中国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不仅必然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得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古今中西文化的汇通工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取新复古，别立新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这样一种别立新宗的最佳历史选择，批判继承，转换创新，既取了马克思主义之新，又复了中国化民族共性之古。     

咸丰时期的巡幸之议

咸丰后期曾在内忧外患交困的情势下,被迫巡幸,为此诱发了朝廷内外的巡幸之争。巡幸之争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时势及权力之争,其中西巡的观点一度甚嚣其上,对光绪二十六年的西巡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部的设立与猗卢时期的拓跋政局

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并未一举实现对原拓跋东、中、西三部的深度整合。南部的设立，在对汉人、乌桓人占相当比重的原中部属众实现集中迁徙和管控的同时，也成为猗卢尝试打破原三部结构的突破口。猗卢由西部进驻中部后，南部成为两重新旧之争的交汇处，故猗卢末年的动乱最终以南部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猗卢“总摄三部”之际，除以六脩统领南部外，应还分别授予了普根、郁律对东、西两地的监管职权，由此决定了猗卢死后三人先后夺得拓跋君位的历史走向。猗卢的“总摄”“一统”以及相关措置，为拓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帝制国家的迈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中韩民间“泡菜之争”原因分析

2021年7月22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训令，规定在韩国要将“??”翻译成“辛奇”，取代既有的中文译名“泡菜”一词，此举在中韩民间掀起了新一轮的有关文化归属问题的“泡菜之争”。韩国民间部分反对泡菜起源于中国的声音是没有根据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中韩民间“泡菜之争”是韩国在其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与我国发生的一个小的文化冲突事件；从微观层面来说，它是“泡菜”与“??”语义建构不协调导致的一个语义冲突案例。其实，既有的“韩国泡菜”“辣白菜”等词汇更适合“??”的语义，既能避免语义不协调问题，又能缓解“辛奇”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紧张感。     

试论明清漕粮由河运转向海运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南粮北运关系国计民生。自隋唐迄明清，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交流大动脉。明清定都北京，财赋仰给于东南。为解决国家军费与宫廷食用，每年沿运河从江南转输四百万石左右漕粮入供京师，故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军国大计。康熙曾把漕运、河工、盐政视为国家三大政，书于宫廷廊柱。但在明后期和清中期，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积弊影响，河运危机不断，并在统治集团内部两度引起继续沿用传统的河运还是因时制宜实行海运的论争，结果以转向海运而告终。探究明清时期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从“问题之谜”到“范式之争”及其超越——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李约瑟难题”再次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热烈探讨，但与研究热情的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遍共识的缺乏。这种研究共识的缺乏由“问题之谜”与“答案之谜”两方面造成。通过对“问题之谜”的梳理，可赋予李约瑟难题以当代意蕴， 并为“李约瑟难题”的当代转向提供新的解读空间； “答案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陷入“范式依赖”而导致的“范式之争”的学术藩篱。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超越范式之争的解释框架，通过将不同的解释置于一个共同的因果场中以求得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