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关于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抵押流转之构想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成立,推行“地票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在“地票制度”的基础之上,提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抵押流转的设想,以此释放农村富余的宅基地资源,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更重要的是,为实现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提供合适的融资路径,促进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吕宋票-助赈彩票:晚清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试析中国近代彩票的萌芽

最早在中国销售的彩票是菲律宾创设的吕宋票。近代国人对吕宋票由置疑至趋之若骛,其间伴随着对吕宋票或禁或弛的主张。最终,吕宋票因其"以济民需"的为善之举契合了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主张而为国人效仿。近代义赈团体为着"变资助赈"之需而兴设的助赈彩票预示着中国近代彩票完成了由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论明代捐赈的“尚义”观念及其实践

明代以旌表尚义的事例劝募富民捐赈,使解决粮储不足的财政手段同时具备了整饬风俗、鼓舞道德的社会功能。劝尚义的成效表明,出于道德动因的捐赈行为并非虚矫,无论这种道德因素的内涵是认可、完成君仁民义的政治义务,还是侧重自身伦理修养的德行实践,或者只是积而能散、与众共之的处世之道,它们的存在都有相当清晰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脉络。义这种普遍道德观念对明代普通民众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明代皇权政治的道义性基础。     

清代中期工赈工程之地域分布

为了保障灾后社会经济政治的安全稳定运行，清代中期，当政者很重视选择合适的地点、地域实行工赈。工赈一般在赈济钱粮之后，在受灾较轻，且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施行，呈现出不平衡的地域分布格局。这除了跟工赈救荒政治性突出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之外，还跟灾害分布的地域不平衡性有直接的关系。     

地票交易中农民权利保障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民身份逐步发生了市场化转变。利用市场机制运行的地票交易制度对于农民增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地票交易中确认和保护农民权利具有必要性。然而,目前我国在地票交易中确认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和配置农民市场主体权利方面存在法律缺位。为了保障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应依法为农民建立多层次的权利保障体系。以土地发展权为初始范畴,以地票交易平等权、公平权、国家干预权为基本范畴,以地票交易平等参与权、公平交易权、公平分配权、司法救济权、宏观调控权、经济监管权为具体范畴,依法构建我国地票交易经济法范畴体系。     

煤炭企业如何加强原材料暂估入库管理工作的问题研究

<正>财政部在《企业会计制度(2001)》中规定,工业企业对于货到票未到的原材料,按照计划价格核算,则用计划价格作为暂估价值入账;若用实际成本核算,则用暂估价值入账。根据这一规定,企业对于已验收入库的购进原材料,但发票尚未收到的,应当在月末合理估计原材料的     

中国流通A股市场投资者实现回报率研究

现实中的股票市场不可能完全符合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因而把股票成交价格看作是股票的市场价值,并据此计算股票投资回报率的传统做法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投资者实际实现的回报率对现实股票市场,特别是规范程度很低的我国股票市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无需完全有效市场假设的现金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投资者实现回报率概念,并给出了现有条件下的投资者回报率计算公式和沪深两市的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