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状况报告——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本文通过调查江西省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农村公共事业落后的原因,提出要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落后的状况,除了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外,关键是要改革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提高农民参与公共事业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建立农村内部的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和自我促进机制.     

对江苏早期年鉴编纂出版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目前,江苏有各级各类年鉴210多种,其中省、市、县（市、区）综合年鉴90多种,专业、部门年鉴120多种,是全国年鉴编纂出版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年鉴编纂出版不仅是地方志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江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构件。当我们欣赏“年鉴”这一文化大餐之时,无不勾起对年鉴发展之路的追忆和对“先驱者”的缅怀。因此,回顾江苏早期年鉴编纂工作的历程,并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将有助于人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态度,去推动年鉴的“大发展大繁荣”。     

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

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关心和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京市崇文区志》已于2004年出版发行,获得各方面好评。《北京崇文年鉴》已连续出版六卷,多次获得全国奖项。《百年崇文图鉴》及《崇文区史地文化丛书》的出版,受到普遍欢迎。     

中国年鉴的整体观与系统论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出版的各类年鉴在三千种左右。其中有二百多种用刊号以年刊的形式出版,其余用书号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当然,无论用什么形式出版都改变不了“年鉴是逐年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这一根本属性,也改变不了年鉴作为年刊出版是规模最大的年刊、作为图书出版是规模最大的图书这一客观事实。也就是说,以规模论,中国年鉴是当然的书刊之王。     

《常州年鉴》2008年卷出版

2008年7月,由常州市人民政府主管、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常州年鉴》（2008）出版发行。这是《常州年鉴》1991年创刊以来连续出版的第18卷。新版年鉴在卷首采用专题系列彩页,分领导视察、改革开放50年成就、国家园林城市、新运河新景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关注民生“十件大事”、文化要事等版块,用19个版面,     

传统商镇的行业信仰、禁忌与语言——一项都市民俗志的调查研究

传统商镇是农业社会中初级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必然既具有农事活动的文化特征,又是初期商业文化的我体.本文是一篇民俗志,主要从信仰、禁忌和记数语言三个角度展现一个传统古镇各行业的文化生活.     

徽州木商俞子良的商业经营

徽州俞氏在明代刻本《新安名族志》中的排名,仅次于程、鲍、方、柯之后,名列第五,实为望族。婺源西冲俞氏乃其中之一支．始迁祖为16世俞世崇。其先世原居婺源县市．因“独爱西谷有山水之乐,无车马之喧,有田野之饶,无嚣尘之扰,遂于斯家焉”,于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7）始迁至此。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甲辰年间的“甲午记忆”——《东方杂志》创刊前后的话语空间与人员聚合

在主要探讨"甲午"至"甲辰"十年史背景中"东方杂志社"成员聚合过程中,提出创刊之际的日俄战争,对<东方杂志>具有的包括时代背景、热点话题乃至言说方式等多重意义.通过对<东方杂志>编辑群体的考辨,还原出<东方杂志>"本社同人"的基本情况.当传统仕途被堵塞后,"东方杂志社"成为了一个近代都市中"文化隐者"的生存空间,凭藉近代出版的新型媒介,传统文人在实现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寻觅到了一条发抒经世理想的别样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