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交错污名研究———以郑州市A建筑集团农民工与B区社区居民为例

污名作为贬抑的标志,不仅造成社会排斥与社会交往矛盾,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针对精神疾病、肥胖、边缘群体等的污名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污名化问题也成为了考察群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群体为研究对象,选取共计120名被试,分别通过外显测量及内隐测量的方式考察两大群体间的污名现状,探讨是否存在交互污名现象.结果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居民群体有着外显污名化的倾向而内隐污名效应并不显著;相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外显污名较为缓和而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内隐污名.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绿茶婊”背后的泛污名化现象及其社会心理透视

在当下中国尤其青年当中流行着诸如绿茶婊一类的词语,成为对一些青年女性的代称。对绿茶婊产生与流行过程以及背后社会心理的分析表明,这类称呼存在泛污名化现象,表现出一般污名、交错污名、内隐污名、自我污名与公众污名分离的特征。这种现象的产生源自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信任危机,陌生人社会来临是信任危机的根源,规则失守使不信任得以扩散,大众传媒的推动进一步强化了不信任。污名的消解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重建信任。     

网络热词传播的内在机理及青年隐微的价值逻辑——以“婊”字语义流变为例

众多词语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产生了语义的流变。以网络热词婊字为例,分析其经过污名化、泛污名化和自我污名化等阶段所产生的语义流变时发现,在其成为网络热词过程中,男权社会传统对女性的道德规训,资本逻辑下的女性被商品化,现代性风险社会的信任危机,网络技术的病毒式传播方式是推动婊字广泛传播、使用并产生语义流变的文化、社会、心理和技术根源。婊的语义流变及使用,反映了消费这一网络词语的主力群体——青年,其内在对个人品格重建诚信的呼唤,对人际关系倡导友善的诉求,对市场规则公平正义的匡正愿望。     

社会角色失调引发的人肉搜索及其规避

在惩恶扬善型人肉搜索事件中,社会角色失调是其源头。角色失调生成社会事件,引发网民的窥视欲望;而去角落化的网络平台使搜索指令和信息汇集畅通无阻,搜索对象的身份得以确认;在身份确认之后,网民会施以畅为式的闲谈,赋予搜索对象以污名形象,并用不拘形迹的语言进行批评,甚至在现实生活中施以话语攻击。人肉搜索是社会舆论召唤社会规范的网络样本,规避它的伤害的最好办法,是认识你自己和做好你自己,即理解社会角色期待,塑造正常的社会形象。     

自我污名化：从专家到“砖家”

“现代性”好像和神话不共戴天。它的君临天下使很多在传统社会看来神圣崇高、神秘莫测的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魅力,不再神秘,不再让人敬畏。但至少有一样东西是“现代性”无力“祛魅”的,那就是“知识”,以及它人格化的代理人——“专家”。实际上他们一直被“造魅”,一直在“合法”地装神弄鬼。精神分析大佬弗洛姆一眼就看到了“专家”接过原始草棚的巫师衣钵的秘密：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使大众完全成为迷途的羔羊,     

“凤凰男”婚配叙事、身份生产及污名化现象研究

近十年来,"凤凰男"主题家庭伦理剧中"凤凰男"与"孔雀女"婚姻组合成了"问题婚姻"的代名词。根植于城乡区隔、阶层阻隔、门第分隔的"前身份"差异,"问题婚姻"的"问题叙事",再现了"凤凰男"阶层流动过程中的生存地位及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是"城乡配"(高低配)的"造梦"与"梦碎";二是"凤凰男"原生家庭的空间、门第、身份的鄙视链叙事机制;三是"凤凰男"身份与媒介形象污名化生成机制。基于婚姻向度的阶层流动,"凤凰男"迎娶"孔雀女"的"上迁婚姻",引发了"凤凰男"先赋身份"脱域"与阶层"进阶"过程中的出身原罪、阶层固化与偏向的问题思考。     

污名化理论视野下的人类日常生活

污名化理论之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理论,它虽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但却积累了许多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成果,而且具有相当强的社会解释价值.对人类日常生活被污名化经验的社会学分析,既有助于污名化社会后果的消解,也有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缔结.     

“女子善怨”说的文学赋值

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女子善怨",有"女子易于感怨"和"女子长于写怨"两层含义。在先秦两汉政治伦理语境中,原本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女子善怨",被污名化、标签化为"女德无极,妇怨无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式的论说,并与后妃乱政、妻妾造怨等偏见相呼应。与此同时,诗骚、汉乐府、汉赋、古诗十九首等经典作品对女子之"怨"的多样书写,又赋予"女子善怨"说以美学色彩。从批评"女子易于感怨"到发现"女子长于写怨","女子善怨"说文学赋值的关键环节有三:先是两汉文论对《离骚》"盖自怨生"与"香草美人"风格的认肯,中经汉魏六朝闺怨诗与宫怨诗"男子作闺音"的集体风尚,再到唐宋词家对"婉约"美的自觉体认。其情感色彩的翻转,既与"怨"摆脱负面意涵的去污名化有关,还孕育出"婉"这一新的审美范畴。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田园女权”——“Feminism”中文译名的百年演变与衍生

“Feminism”传入中国后的译名发生了一系列演变与衍生,其中包括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从20世纪初至今,大致历经诞生期、争论期、新变期三个阶段,涉及“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污名化概念“田园女权”等译名竞争,是学界和民间性别问题论辩的焦点与疑点.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妇女杂志、妇女学译介著作、社交媒体上的女权话题,“女性主义”一词的流变脉络逐渐清晰,它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轨迹被揭示,而女性被动或主动的历史姿态也借由多元译名显现出来.从译介研究和传播研究的角度解读女权关键词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了解名词背后的现实意义,追溯中国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