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艾滋病人“去污名化”的实践策略研究

艾滋病污名的形成对乡村艾滋病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病人心理状况、个人形象、生活策略与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其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之间产生巨大差异。乡村艾滋病人采取隐瞒、封闭、伪造三大＂去污名化＂的行动策略,对自身的社会身份进行了＂矫饰＂。这种＂装＂的策略没能实现乡村艾滋病人回归主流社会,只能作为他们反抗主流社会的手段。     

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

采用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进行274份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发现存在生产过失型、政治斗争型、违法型和财产型4种类型的越轨行为,并测算了这些越轨行为存在不同的严重程度;55%以上的农民工认同越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污名效应方面不存在显著差距,污名效应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显著相关。提出了减少农民工工作越轨行为、减轻农民工负面形象及增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扩音”“显像”的美名及污名：媒体聚焦和学术聚议互彰的凉山彝族研究热——基于网络平台文章的舆情关照与数据分析

[提要]近年来,各种热点事件引来媒体对凉山的聚焦,这些如同扩音般的效果放大了社会对凉山彝族的关注。文章探讨了近代以来学术研究对凉山州持续的深入,民主改革及民族调查以来诗歌影视等文艺对凉山叙写影响的不断扩展,这些与媒体的聚焦形成对应,使凉山彝族研究逐渐发热,并且在最近几年持续加热。落后、贫困相伴随的标签化,使外界对凉山的认识复杂化。凉山脱贫后媒体的关注会趋向稳定,而学术研究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加热时期。这一方面为凉山带来美名,同时也出现了污名与歧视现象,应该加以重视并找到解决办法。     

明清中国麻风病“污名”的社会建构——东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麻风院模式”再思

麻风病在东西方社会均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是公认的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性疾病,因此,理性地处置麻风病也就成为东西方社会现代性的象征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到明清时期,因"秽(精神与肉体双重污秽的形体)、恶(自甘堕落为恶盗、恶徒、恶人的恶丐身份)、淫(纵情贪欲、违礼犯法的麻风男女)"三端,麻风病被中国社会"污名化"为一种"不洁的"、危害社会公德和公共卫生的恶疾;麻风病患者被消极地"徙(迁徙出正常人居住的范围)、禁(禁止入城)、养(隔离于麻风院中)"于官办民助的麻风院,非但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而且"养而不教",故以"理性管理"为内核的卫生现代性显然并不清晰。与此对应,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降,用"排斥和洁净"两种方式从肉体和精神上对隔离到麻风院的麻风病患者进行了严格的"理性管理",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中世纪欧洲在孕育现代性方面的贡献,但其视麻风病患者为"不正常的人"的"污名化"举措,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并未真正彰显卫生现代性。     

艾滋病、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

艾滋病是一种具备严重污名化特征的疾病,艾滋病人及其家庭成员会受到与此有关的污名歧视。艾滋病人通常采取隐瞒或暴露的策略进行污名控制,这会造成个人压力增加、妨碍病人获得治疗等。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背景下,认真开展并切实做好一对一的个别化工作、家庭护理小组工作、社区教育、制定和完善相关社会政策等实务,可降低污名并取得良好效果。     

心理疾病污名对大学生心理援助的影响

心理疾病污名是由与心理疾病有关的刻板印象引发的社会地位丧失和歧视,它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求助行为、高校对心理危机大学生的筛查、早期干预及心理援助效果。高校心理援助机构可通过教育改变师生对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创造更多机会让存在心理困扰的大学生与大众接触,帮助蒙受心理疾病污名的大学生摆脱自我污名,并不断提高心理援助人员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来应对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     

中国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与认同的代际分化

污名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不仅因为其关系到被污名者的生存、生活和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也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研究引入社会表征的研究视角,探讨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而迅速分化和形成的第一代城市移民和其子代污名社会表征,认为城市移民污名的建构体现了对话与互动的双向特征,并通过锚定和具化机制加以实现。在这一背景下,城市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的认同根基与认同应对策略选择都显现出代际的差异和不同的偏好,同时也体现了代际之间从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过渡,这是代际认同分化和污名感知的深层动力和驱动性的基耦的所在。     

听障青少年的污名及其应对策略

任何人类差异都可能成为污名的对象。在社会差别的分类审视下,听障青少年遭遇的污名类型多种多样。从综合视角来看,可分为三类:形象可怕怪异,令人恐惧;身体无用低能,形同朽木;境遇窘迫不堪,让人可怜。在面对这些污名威胁时,他们管理身体与预设的规则体系进行周旋,业已发展出三种污名应对技术:一是身体改造,常态身体的追求;二是身体装扮,秘密信息的管理;三是身体抗争,弱者的对话方式。研究此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走进听障群体的世界,帮助他们远离污名的困扰,也可以增加社会的相互理解、信任与支持,推动社会的和谐融合。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交错污名研究———以郑州市A建筑集团农民工与B区社区居民为例

污名作为贬抑的标志,不仅造成社会排斥与社会交往矛盾,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针对精神疾病、肥胖、边缘群体等的污名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污名化问题也成为了考察群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群体为研究对象,选取共计120名被试,分别通过外显测量及内隐测量的方式考察两大群体间的污名现状,探讨是否存在交互污名现象.结果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居民群体有着外显污名化的倾向而内隐污名效应并不显著;相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外显污名较为缓和而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内隐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