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整体性治理研究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和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多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和维护多民族地区稳定的关键。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着多元文化冲突,社区治理责任碎片化,社区治理政策碎片化,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区治理信息孤岛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建构一套整体性和容忍性文化制度;构建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制定整体性公共政策;整合基层治理权力,实现整体性治理模式;整合社区治理功能,施行整体性治理功能;整合社区治理责任,型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加强信息系统整合,打造整体性信息系统;坚持城乡一体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整合。     

保护责任的核心原则、要素在全球治理中的共生与普适

全球治理是应对解决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引发的各种跨国问题和挑战的一种理论构想和原则框架,而保护责任则是国际社会提出和倡导的人权保护的国际新观念和原则。保护责任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议题所蕴涵的核心原则与要素具有共生与普适性,将为相关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原则指导和路径方法,同时,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中,这些核心原则与要素也将得到丰富和完善。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组织层级关系整合研究

目前,处在压力型体制下的我国政府组织层级之间是一种有着较为森严等级的关系,这种层级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基层政府的政策象征性执行和选择性治理的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导致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碎片化、功能的碎片化、部门的碎片化以及服务的间断性等,严重影响着整体性政府的构建。为此,有必要对政府组织层级关系进行有机整合,加强政府组织层级间的协同与合作,形塑整体性政府组织层级关系和整体性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     

行业协会对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模型及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存在,如何从机制上约束企业的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一个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文章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企业为视角,通过建构行业协会功能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约束条件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了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功能发挥来有效治理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结论,文章旨在为制约企业失信行为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峰会外交是指以多边最高级会议为舞台而开展的外交活动,与多边首脑外交有交集,也有区别。当代峰会外交既有正式峰会机制和非正式峰会机制之别,也有区域性、跨区域和全球性峰会之分。在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日趋扩散的背景下,峰会外交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将峰会外交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台前。虽然人们对峰会外交评价不一,但后危机时代峰会外交的集群召开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峰会外交的期待和厚望。从总体上讲,峰会外交不仅引领着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和推动作用。     

现代社会福祉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如何将中国版社会福利共识、福利国家形象建构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版社会福利现代化模式成为当务之急。在比较英国和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福利国家与福利现代化模式基础上,首次提出的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应急、社会救助服务为主体的中国版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实质是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确定社会服务优先领域,描绘中国社会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社会福利实践为社会哲学、福利哲学、现代社会观、福利政治学和福利社会学奠定了基础。     

民主、信息公开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信息公开与民主制度并无关联,因为"精英民主"模式通常与保密文化密切相关,它既不鼓励公民参与,也不希望公民知悉政府的信息。直到参与式民主在近几十年取得主流话语权,信息公开才与公共参与一道成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而且未来必将有助于民主的发展。     

产业集群的演化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从生命周期的视角观察,产业集群也存在从萌芽期、成长期到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业集群会对其所处的区域经济体系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作为区域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网络结构的产业集群治理机制的建立和有效实施,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集群的健康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良性运行。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试论城乡统筹背景下国家与地方博弈的三重逻辑

本文用发展政治学的视角对城乡二元结构进行了解构,认为只有引入行政力量才能统筹城乡的发展,通过对我国城乡发展历史的解读,揭示出行政力量对城乡二元分化具有双重作用。行政力量通过税费制度和科层体制,从农村汲取资源,造成城乡二元的进一步分化,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在2006年税费改革后,国家通过粮食直补、"一事一议"和"项目下乡"等政策,推动城乡统筹的发展。但由于目标价值的不一致,国家与地方展开了三重逻辑的博弈,出现城乡统筹过程中公益目标的偏移,消解了国家为协调城乡发展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