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西河郡河西属县治城位置考

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收河南地以后,在今晋陕蒙交界黄河一带置西河郡,下辖36个县。对于其属县治城位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其中位于河西地区有12个县,河东地区有8个县,其余16个县未标注。然而,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考证,西河郡位于河西地区的属县实应有23个,且多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     

河西方志概观

方志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 2 0年来 ,河西五地市在新志编修、旧志整理和其他文史资料的整理编纂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本文对河西古今方志的源流脉络及主要成就作了概括介绍 ,其中重点评介了新时期以来的方志编修情况     

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解读吐蕃文献之商榷

黄文焕先生于1984年所出版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中,译解四件残缺不全的河西吐蕃文书,并以之考证了吐蕃史上诸多重大史事。笔者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发现黄文焕完全误解了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并误证了相关史事。本文重新解读,意在说明了解历史语言的重要性。如何正确理解古藏文,是为唐代吐蕃史研究入门的基石。     

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

两晋前后,河东裴氏家族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该变化与其在永嘉乱后迁徙地域和入仕政权选择有关。属司马越、司马睿阵营的裴氏于战乱中身死家破丧失了渡江之机;渡江的少数裴氏立身简素、远离宗族难入上流;受永嘉丧乱前仕宦地所在及保身全家之家族观念影响,西眷和东眷裴氏分别仕于河西张氏和辽东慕容氏政权。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河西镇、守捉、戍、烽拾遗

河西地区是唐王朝十分重要的边防要地,故唐代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军事防御机构,但历代传世文献对一些基层的机构的记载多有缺失。本文试图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对唐代在河西设置的镇、守捉、戍、烽做一钩沉补阙,以期能够管窥更或是重新构建唐代河西边防体系。笔者学识浅薄,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指正赐教。     

基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水资源法律保护的分析

一直以来河西走廊的人们都不曾了解祁连山水源的稀缺,盲目的开发应用水源发展经济。尽管河西走廊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河西走廊的生态、水资源危机现象已经到了必须尽快解决的态势。本文对当前河西走廊地区水资源现状以及以石羊河和疏勒河的生态现状为例推广分析,并从法律保护方面的目标和作用考虑解决这一问题问题。这里分析和得出的法律过程将对未来河西走廊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游牧与农耕交错、东西与南北交通视野下的河西走廊——以隋及唐前期的凉州为例

河西走廊不仅是丝绸之路上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东西交通的孔道,也是联结祁连山与北方游牧地带的南北交通要道。同时作为"蒙新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中的组成部分,它还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具有地理交通与文化交流碰撞的双重意义,在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位置十分重要。地处河西走廊东边的凉州,在隋及唐前期,既要防遏北边突厥、又要防遏南边经由祁连山而至的吐谷浑等部,同时还是进一步控制河西走廊的基地和重镇,这充分体现了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 ——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中心

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为明代三大法王之首，其晋京之行意义重大。文中，我们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重要证据，结合《红史》《贤者喜宴》和《噶玛噶仓传承大宝传记·无边宝月水晶鬘》等典籍，对五世噶玛巴返藏途中的河西之行进行考述。在确证五世噶玛巴曾于返藏途中取道河西地区的甘州(kan civu)、凉州(lang jus)广弘佛法、维修寺院的同时，勾勒出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的大致路线，并结合历史背景和汉文史籍就其取道河西返藏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取道河西返藏应是五世噶玛巴在综合考虑明朝政府的河西治理政策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五世噶玛巴的晋京之行在促进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强化了汉藏佛教关系，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