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定位：样态、问题及对策

自科学建制化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演绎。科学家角色由传统的单一“学院科学家”转变为包括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样态的“后学院科学家”。随着科学活动与社会因素的深度交织,不同类型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面临角色错位与异化、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越界”、角色定位制度保障不健全、公众对科学家角色误读等诸多问题和困境,从促进科学共同体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健全科学家角色协调协作机制、构建具有实践针对性的科学伦理规范体系、推进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等多重维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及应对之策,对促进“后学院科学家”发挥角色功能、优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海湖新区营商环境优化路径探析

在国务院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成为改革重要目标。针对海湖新区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营造良好政务环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优化人才服务机制,培育人才优势,营造良好人文环境的营商环境优化路径,以推动海湖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迎“韧”而解:社区应对公共危机的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

社区在保障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打造韧性社区、防范和化解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方面具有重要潜力。社区韧性是社会韧性的基础、是战胜灾害的关键所在,所以,提升社区韧性治理能力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本文对社区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社区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探讨社区应对危机的合理优化路径,以促进社区韧性治理能力的提升。     

政务新媒体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的机遇及挑战

政务新媒体的介入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机遇,节省了时间与空间成本,提供了公民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政民沟通创造了便捷交流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便捷的客观条件。但同时,政务新媒体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中也显露出诸多问题,如政务新媒体自身定位模糊、缺乏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容供给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在明确政务新媒体的定位基础上,提高政府回应力度,强化内容供给,实现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对雾霾污染影响研究

雾霾污染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雾霾污染的产生虽与自然因素有关,但主要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PM_2.5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产业结构优化能显著抑制PM_2.5,减少雾霾污染。异质性检验表明,省会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对PM_2.5具有显著抑制效果,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影响不显著;分地区来看,下游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PM_2.5影响显著为负,而中游和上游地区存在产业结构优化对PM_2.5正向影响的情况。此外,人均GDP、人口密度、外贸进出口和固体废物利用率等变量对PM_2.5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针对雾霾污染既要跨区域联合治理,又要分地区差异化治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协同效应,从产业结构布局、生态环境治理和财政投入等方面为治理雾霾提供有利条件。     

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策略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直接关乎到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及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追寻的实现程度。那么,如何推动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呢?基于对全国各地基层社会治理的持续观察研究,笔者认为主要可着重从如下多个方面持久发力。一是兼具引领性和保障性的党建引领。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本地区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实发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还需要通过建立常态化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难题机制、加大基层党组织服务人民群众资金投入和夯实各类基层治理服务平台等具体举措,调动和整合各方各类资源,彰显党建引领的体制机制优势。二是推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论国家安全视阈下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与治理——以俄乌冲突为例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产生的风险,无人机等人工智能军备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对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的借鉴价值,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为案例,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路径,并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安全风险与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一方面增强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作战效能,显著提升了情报、通信等领域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对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安全领域构成多重挑战,为国家安全治理增添了复杂性。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使用情况来看,以无人机、网络武器、深度伪造、开源情报分析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军备在情报、舆论、网络等多领域对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国家安全风险维度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助推数据和算法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风险,致使安全领域界线模糊化、安全议题复杂化、安全行为主体去中心化,并将加速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为此,我国应以加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前瞻性研究,健全“跨部门”安全协作机制,不断完善非国家行为体监管机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主动化解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的安全风险,持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背景、生成谱系与实践建构

作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全球和平发展和文明发展擘画的新蓝图,其出场是基于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和全球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失范的治理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语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和以义为先的义利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昭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现实必然性。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领域建设,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增进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实现美美与共;注重协调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模式等现实路径,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社交媒体环境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析

基于广泛用户基础和强大技术赋能的社交媒体给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时代境遇,其传送时效促进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圈层文化重构了传播生态的宣教场域,意见领袖丰富了传播内容的涵化效果。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场域下,也易产生多元思潮离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导,话语表征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算法权力控制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偏向等风险挑战。因此,应从培育主体素养,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丰富人文内涵;强化平台建设,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夯实宣传阵地;完善话语策略,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升话语权威;健全监管体系,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创设制度保障等维度,积极探寻社交媒体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