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VS.订阅:考虑广告质量的网络内容盈利模式选择

不同于已有决策模型对网络内容质量或广告质量的忽略,本文考虑用户粘度、广告质量及其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或决策情形,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别针对免费模式与订阅模式建立博弈模型,探讨网络内容提供者的最优盈利模式选择问题及其最优的内容质量策略与广告定价策略,并设计广告合同以激励拥有私人信息的广告主"讲真话"。结果表明：（1）网络广告尤其是优质网络广告的存在有利于系统实现帕累托改进,并能缓解订阅模式的实施难度;（2）信息不对称削弱了网络广告质量对网络内容提供者与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并且网络广告质量越高,其信息价值越大;（3）订阅模式并非始终优于免费模式,并且相同条件下,前者适宜"少而精"策略而后者适宜"广而平"策略。     

网红品牌的网络口碑大数据分析∗ ———以“奈雪的茶”为例

网红品牌的消费者评价形成用户生成内容(UGC),其衍生的网络口碑对网红品牌有极大的影 响。 以奶茶饮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网红品牌“奈雪的茶”为例,利用八爪鱼数据采集器(v8. 0)爬取微博和 哔哩哔哩的 12 193 条有效文本评论,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网络口碑的核心要素,探求网红产品对消费 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品牌和消费者是网红连锁店网络口碑的两大主题;结合问卷调查结果进 行对比验证表明,网络爬虫获取的消费行为数据能更准确地反映消费者内心真实情感。 研究结论显示, 产品品牌的口碑逐步从线下的口耳相传过渡到线上的网络传播;产品品质是网红品牌得以迅速爆红的根 本原因;网红品牌的市场增长驱动来源于年轻一代消费者;正面的网络口碑有助于提升网红品牌的美誉 度和知名度。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读者接受视角下《庄子》英译本海外传播策略研究

《庄子》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其海外传播现状对我国文化典籍的对外推广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通过译入语受众线上问卷调查发掘《庄子》英译本海外传播现状。结果显示,《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存在主体职责不清、传播内容缺乏本土适应性、传播渠道相对较少和传播定位不够精准等问题。鉴于此传播现状,可以通过明确传播主体职责、优化传播主体格局 ,优化传播内容、提升本土适应性,运用现代化媒介、拓宽传播渠道,采取针对性策略、顺应读者心理等传播策略提升我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效果。     

农村中心工作缘何走向“泛化”?——基于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研究

中心工作贯穿于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观察和理解乡镇政权和农村治理运转的基本特征和内生逻辑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分析发现,当下的农村工作出现了“泛化”趋势,导致了制约治理效能提升、过度动员与行政趋向、过于依赖非正式资源、乡村干部高负荷运转和策略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科层局限与治理有效、党政体制与使命践行、国家意志与社会整合多个视角对农村工作走向泛化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要走出中心工作泛化的困境,必须着眼于合理整合行政权力、提升基层自主能力和激活乡村社会活力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