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变革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以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为特征的治道变革,已成为当代各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新模式,它是市场机制和等级机制调解相继失败后的产物。我国政府治道变革是适应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而提出的行政改革思想,它的出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的必然趋向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是环境问题本质属性——社会性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政府环境决策品质的必要措施,是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美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原因与进路探析

美国政府宪政危机表现于政治体制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权威与自由等多个方面,它的本质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对宪政制度造成的危险与其政治经济功能不足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西方法治社会的政治传统为解决这一危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通过追溯先贤的理论而提出的"民主制行政范式"因此成为克服宪法危机的合理进路选择.     

《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

《吕氏春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智慧,是先秦政治思想的集成性著作;同时,也是开启西汉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表现为立君道护治道的利欲论、着眼政治操守和智慧的君臣论、接近德主刑辅模式的德刑论。《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是秦汉之际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反映,值得认真研究。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在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公民参与的主体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就决定了,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有参加选举政治的公民个体,更多的是无组织的"群体"(大学生、弱势群体以及网民)以及为实现特定利益而结成的"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主体特征是由制度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行为方式决定的,可以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公民参与,这些参与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公民参与既有影响政府的活动,也有为了直接维护参与者自身权益的活动,而有的政治性活动只是为了泄愤.根据公民参与所要实现的目的,公民参与的主体可以划分为"理想型公民参与主体"、"利益型公民参与主体"和"泄愤型公民参与主体".参与的形式有制度性参与与非制度参与.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并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东汉中期的思想走向与王符《潜夫论》之治道架构——救治东汉弊政的民间方案

东汉中期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脉络方向,王符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生活的实际政治情势,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生产等各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治道方案。     

追寻理想治道——略论儒家的礼乐刑政观

对儒家而言,以德化民、礼乐教化乃是治国为政、引导人民崇德向善的理想治道,对这一理想治道的追寻和探求,体现了他们始终不渝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情怀。礼乐教化的作用在于能很好地协调和节制人的情感与欲望,构建一种人道且文明的伦理生活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使人民逐渐养成美善之品性与行为,乃至在不知不觉间徙善远罪。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拒绝和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即有时需要恰当地运用强制性的刑政手段和措施,来维持一种优良的治理秩序。     

“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论齐物说及相应治道思想在先秦道家中的演变

在晚周流行的齐物诸说中,道家之说最为系统与深刻,在治道上的影响也尤其深远。道家的齐物观发轫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它首先意味着一种以均平、公正之心观物与应物的基本立场。基于此立场,先秦道家皆主张君主无为而治,以万物自化为至治理想。不过,先秦道家对于齐物内涵的理解及其治道之说也存在着耐人寻味的演变：在老子,他本着“齐物”之心充分肯定了万物的自我成就能力;在庄子,他在顺承老子思想的同时,进而将至治之成描述为“藏天下于天下”,且谓此“藏”是“公天下”的表现;至黄老道家,尽管他们仍不乏包容万物之心和与众共治的理想,但在列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势下,学者对于齐物的理解也逐渐趋于功利化和法家化,以至产生了“齐万不同”的专制之论。齐物内涵和相应治道观念的这种演变,既与道家思想自身演绎的逻辑性有关,也是它对天下趋于一统之势回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