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道变革与行政法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便纷纷兴起治道变革浪潮。20多年的治道变革已经使西方国家政府公共部门管理发生了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变化。这必然会对与传统行政模式相适应的传统行政法学产生冲击,引发传统行政法在实践中的困境,从而导致行政法的变迁和发展。     

道的拓展与文的突破——乾隆帝《开惑论》分析

乾隆帝统一新疆后,撰写了《开惑论》.依据史料,《开惑论》中所谓“浮议”有确切史实,乾隆帝此文不仅是对用兵新疆否决意见的一次总反驳,还体现了对治道的拓展.乾隆帝站在正义的高度,表明自己能够建立超迈祖上功绩的原因在于“天眷”.乾隆帝《开惑论》不仅掌握了话语权,而且颠覆了历史上士人对开疆拓土的批评.乾隆帝一方面重视史实的叙述,一方面强调思想的阐述,这样就突破了赋的外在形式特点,造成《开惑论》有别于传统的赋体.乾隆帝通过《开惑论》,重新建构并维系了中国疆域观与多民族国家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惑论》确实起到了祛疑与开惑的作用.     

"因循"与"治道"--《淮南子》中"因"的四重涵义

<淮南子>所论的"因"主要有四重涵义其一,"因自然以理事"之随顺、利用义;其二,"因材质而用众"之凭借、因乘义;其三,"因民性制礼节"之根据、依托义;其四,"因风俗行教化"之承袭、发展义.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道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关于治国之道 ,孙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有特点。这十一位注家在注释《孙子》过程中 ,既阐发了孙子的原意 ,又融合了诸多儒家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论治理的前提、模式与体制

治理研究是关于全部政治行为的总体研究,体现了政治社会规范和制度的总体特征,因为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及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将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这种变无序为有序的政治行为即“治理”,而政治哲学所探讨的是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非任何一种治理行为在任何一个时间、地点、条件下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我们既可以通过平和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强制的方式完成治理这一政治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序通常区分为良序和劣序,治理则区分为善治(好的治理)和恶治(坏的治理).本文以资源约束与人性假设为治理的前提,进而探讨治理的模式,最终探讨治理的体制.     

论后危机时代治道变革的行政文化战略选择——对“绿色新政”文化诉求的一种审视

“绿色新政”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积极寻求一条有效而持续地解决多重危机的道路,成为后危机时代治道变革的一种逻辑取向.政府作为战略决策者、资源护卫者、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以及社会风气的引导者理应在“绿色新政”的实施与推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负有重要的责任.而行政文化的创新发展将为这一重大责任的有效担当创设优良的“软环境”,并且作为未来“绿色崛起”的文化软实力和绿色领导力的有机构成部分,需要我们以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眼光来把握其重要意义.     

“政道”与“治道”——对先秦政治哲学的反思性考察

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政治生活进行反思,以确定政治思想,并求得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这就产生了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哲学的主题、世界观和社会功能诸方面。     

治道变革与制度创新——中国行政改革的路径分析

行政改革路径的确立直接影响着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成败,文章试图通过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经验总结,明确指出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应围绕行政职能的改变、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变、规则体系的改变三个方面来展开。     

法学视阈下的校园危机治道变革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高等院校面临着校园里频频发生的学生自杀、意外伤害、管教冲突等校园危机事件的冲击,危机应急管理却又屡遭法制空白的掣肘,在实践中给高校传统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学校如何在法治化轨道上有效地预防和处置校园危机,寻求校园危机管理的治道变革,已成为教育界急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宗教与治道——唐代对宗教的规制

自从宗教信仰在魏晋南北朝勃兴以后,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世俗的治道,是有效维护政权的重要举措.唐王朝鉴于宗教信仰在功能取向上有着极强的社会性,在确立的治道核心内涵的下,以惜民、崇礼、尚孝、以德化俗的教化理念对宗教组织与信仰进行了规制,确立了宗教隶属于政权,促成宗教信仰外在的超越性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