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宽容与无为而治

政象无错综则会成苛政;法象无错综则会生乱法。处权而不用,清静而不动,宽大以兼容,慈厚以怀众,以民为功,以众为势,由此无为而治。当政者无为,国权政权俭约,人权民权易行。无为而治有助于厚养民生,富民乐民。政府缓和规制,可以克服横征暴敛,减轻农民负担,开放择业经营自由,使民富足。     

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

2004年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推行引咎辞职,实行政府官员问责制.本文分析了引咎辞职以及问责制对于责任政府建设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基本上还停留于行政性操作的范畴,要进一步推进责任政府,必须在技术上完善引咎辞职以及相关的责任制度安排,并在制度上重视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在此基础上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引咎辞职和问责制对于推进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意义,认为引咎辞职和问责制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有效需求,从而有可能促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但这两个制度的有效推行,也需要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这两者是行动改变条件,条件提升行动的关系.     

解决“四风”问题的一个历史借鉴与根本之道——基于中国传统治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学理分析

四风问题的解决,需要纳入某种学理上的分析。就中国传统治道来看,可将文质世运说作为分析四风问题的一个理论假设。诸如四风问题,自古有之。其中,汉魏之际曹魏集团对清淡浮华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视为对文质运世说的一个检验,并可为当前四风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历史借鉴。实质上,求真务实是四风问题的深层关涉,也是四风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反对四风中坚持求真务实,既汲取了以质救文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也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心性儒学”中心性与治道的互动——虚与实的辩证

当代儒学中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表面上看,是儒学中的孟子道路与荀子道路之争。但由于荀子及其公羊后学的现代继承者所阐述的"政治儒学"存在着内在矛盾与根本缺陷,并残留着自标的"贤能"、其实不过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对普通公民无根据的优越感,以及对普通公民养成独立、自主健全人格的忽视,这一论争远未达到"孟荀之争"的高度。就目前来看,心性儒学所内涵的"虚"与"实"的辩证与互动,即"虚以控实"和"实以显虚"的两往还,是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代表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新趋向。     

再论程颐“以公论仁”说

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研究者多在讨论程颐的"以公论仁"说时,相对忽略了此说经典解释的语境。回到经典解释的语境中,程颐"以公‘论’仁"主要是通过"忠""恕"两个概念构建起"公"与"仁"的关系,前者是用,后者是体,二者即体即用,共同构成"以公‘论’仁"的精义。而程颐之所以选择"公"来训解"仁",除了理论考虑之外,政治考量也是其中的重要内涵,他希望通过"公"来重建"仁"在治道上的指导地位。     

中国传统“治道”概念辨析--兼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可能性

"治道"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本有的概念,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而其论说范围意味着"(理想的)'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身。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表述了其各自所理解的"治道",并非基于相同的支点命题预设。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以《潜夫论》和《春秋繁露》为分析对象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王符针对东汉后期政经情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批判对象,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新义.由于对天人关系理解的不同,王符和董仲舒对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别,和董仲舒的天命论式政权合法性的提法不同,王符提出了民心论式政权合法性的主张.同时,围绕天人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王符治道思想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异端平民色彩的倾向.     

古典中国的政道——兼议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

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中是以民主观察政道,从而否定了古典中国的政道.实际上,古典中国关于政道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客观的历史实践.但它是不同于西方民主政道的政道,是专制的政道.当代中国法律之治道的移植和构建应该借鉴古典中国政道与治道完美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构筑适宜于国族人生与人心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析道教基本信仰的治道功能

在治道思想研究的视域中,道教的道崇拜、神仙崇拜和生命崇拜三个基本信仰观念所涵摄的治道功能,主要体现在对治道模式及个体行为的价值导向,如战略管理和决策咨询功能、个体行为导向功能、工作价值观塑造功能、提供作为治道原则的"利生"维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