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居住权制度探微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对于实现房屋利用的多元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居住权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有赖于对其予以妥当解释。居住权的功能定位应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其主体应当限定为自然人;其客体应为"住宅",既包括城市居民的住宅,也包括农村村民的住宅,既可以是住宅的全部,也可以是住宅的一部分;居住权的取得和消灭均应当在《民法典》的视野下作体系化理解。居住权制度适用中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抵押权人、住宅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基于民法理论予以解决。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还应包括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     

宪政: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

宪政是为了人民福祉而进行的更为正义的人类秩序谋划.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而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规定认定犯罪且处罚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政诉求.宪政的重点是制约权力,罪刑法定原则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担负着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能.     

维护民工法定劳动权益初探

民工是在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下生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这一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日益壮大。民工在为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城市正常运转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却一直处在城市的边缘地位 ,整体性地沦为弱势群体。尤其是其法定劳动权益的实现程度 ,已危及基本的生存权 ,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关注民工弱势群体 ,关心民工的心态和情绪 ,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而民工法定劳动权益的维护 ,是解决这一课题的重要内容。     

关于竞业禁止的若干法律问题

竞业禁止是保护公司企业商业秘密的有效方式。从各国立法来看,可以分为法定竞业禁止和约定竞业禁止。竞业禁止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且应给予义务人以合理的补偿。     

法定犯罪目的的实质探究

法定犯罪目的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所明文规定的犯罪目的。对于法定犯罪目的的实质的认识 ,中外刑法学者看法不一 ,主要有特定犯罪目的说、犯罪动机说和追求超故意的结果说。本文在评析特定犯罪目的说与犯罪动机说二者缺陷的基础上 ,基本肯定追求超故意的结果说 ;并认为在目的犯中 ,犯罪目的具有二层结构 ,法定犯罪目的属于其中的第二层次犯罪目的 ,其实质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超出直接故意意志内容的最终结果。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

16世纪以来,法定证据原则开始取代自由心证原则。然而由于法定重视口供,又导致了刑讯逼供的恶果。18世纪西方又重新肯定了自由心证原则的作用,并通过制约机制遏制了可能的司法擅断。因此,反思自由心证原则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司法运用及规范

在推行审判改革的今天,选择什么样的诉讼证明模式是证据立法不能回避的问题。从自由心证的历史沿 革出发,对自由心证的概念、内涵作出了分析,针对我国现实的司法证明模式中对自由心证的运用作出了 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罪刑法定原则的二元论

罪刑法定原则或称罪刑法定主义一直是刑法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仅仅强调罪刑法定的形式化或者是罪刑法定的实质化,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相统一的基础上,再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状况决定二者的优先地位.     

论罪刑法定的宪政背景与追寻

罪刑法定从思想成为实在法中的基本原则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近代西方各国宪政理念和宪政实践同步的。一国宪政理念和宪政实践直接影响一国的刑法理念,由此影响罪刑法定原则在该国的命运。中国自清末改制到国民党刑法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罪刑法定的命运就与中国社会的命运尤其是与宪政的命运相捆绑,而宪政秩序在中国社会的迄今缺席昭示着罪刑法定的坎坷命运远未终结。为此,在我国强调罪刑规范建构以民主、平等、人权等理念为宪政诉求,罪刑规范的司法运作贯彻理性司法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