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

“职权法定”原则最初是一项行政法原则,但根据依法治国的法治要求,“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包括“职权宪定”的要求,所以,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适用“职权法定”原则.依据“职权宪定”和“职权法定”的法治原则要求,全国人大也不得随意越权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可以行使的包括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律解释和宪法解释的职权.鉴于“司法职权”的概念已经成为法治实践中的政策熟语,但却没有在宪法文本中明确加以体现,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及早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将“司法”、“司法机关”和“司法职权”的概念写入宪法,以确保“职权宪定”原则得到彻底的遵循.     

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与法理基础

保险代位权是具有损害填补性质的保险的专有制度,它为被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的利益归属提供了法律依据,防止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获得利益,有效地减少了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代位权是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一项法定权利,不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也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健康险、意外伤害险等人身保险也具有损害填补性质,与约定给付性质的人寿保险具有明显的不同,可以适用代位权制度。保险代位权制度的核心是禁止不当得利,民法中的债权人代位权和请求权让与制度为其提供了理论,保险法中的公平原则和损害填补原则是其得以构建的基础。     

论反避税法的基本原则

反避税法是对避税活动进行规制的各种法律规范之总称。避税活动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为规制避税,反避税法的基本原则应主要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正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四项原则。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制度

法定赔偿制度是旨在确保司法判决准确率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这一制度作为计算赔偿数额的一种方法 ,是对全面赔偿原则的补充。具体适用时 ,应当明确适用法定赔偿的条件 ,依据侵权的具体对象、手段等具体因素来确定赔偿数额 ,但不应当将主观因素作为影响赔偿额确定的因素     

对赠与合同撤销的法律思考

赠与合同一经成立即应有效 ,不应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 ,以维护诚实信用原则。但因赠与合同系单务、无偿合同 ,所以为维护赠与人的利益 ,法律应于特殊情形下 ,允许赠与人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将赠与的撤销明确区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 ,并对任意撤销的行使及限制、法定撤销的“法定事由”作了明确规定。但是 ,赠与合同撤销中的某些问题仍不甚明了 ,如受赠人是否有撤销权 ?赠与理由不存在时 ,赠与人能否行使撤销权 ?赠与合同的撤销与赠与合同的解除是否为同一问题 ?赠与合同被撤销后会产生什么法律后果 ?这些问题都有待立法完善     

罪刑法定与个案公正

公正是法永恒的价值和最高追求。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对罪与刑采取普遍适用的标准,体现了一般公正,但罪刑法定之"法"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式适用于一切案件,个案公正问题由此产生。刑事司法具有个案处理的特点,由法官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下,依据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来处理千差万别的案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罪刑法定之"法"的局限性可能损及的某些公正,其中公开、公平的诉讼机制的设立则是确保法官司法裁量权公正行使的最佳切入点。     

对保险代位权法定主义合理性的质疑

保险代位权是法律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超出保险标的损失以外的额外利益以及为了防止引发道德风险而设立的,其存在的理论依据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让与和保险损失补偿原则。但是保险代位权法定主义却存在不合理性,应该由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自己决定是否规定保险代位权,实现由保险代位权法定主义向意定主义的转变。     

住房有限产权论纲

住房有限产权不是附条件债权、租赁权、他物权及永久居住权，也不应该是共有权，而是在收益和处分方面受到限制的单独所有权，并多属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由于原产权单位仍握有分享收益权和限制处分权，因而出现了住房有限产权与原产权的双重结构。住房有限产权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基于我国住房有限产权的立法仅具雏形的现状，我国立法亟待完善。     

对我国老龄化趋势下退休政策调整问题的探讨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进入到老龄化的加速发展阶段,退休政策的调整已成为一个必然趋势。然而,作为与每一个国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退休政策的调整既要考虑到人口规模结构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也要兼顾社会群体各方面的利益平衡,维护公民退休福利制度的公平。因此,结合未来几十年我国具体国情实施渐进式改革,慎重选择退休政策调整的时机、方式和步骤,确定合理的法定退休年龄和退休金收益水平,建立以激励为核心可持续退休政篆的制度框架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选择.     

中国古代刑法的现代价值

在所有部门法中，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也最为突出。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历史合理性，中国古代的刑法对于今天的法制建设来说虽然糟粕大于精华，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国古代刑法中窥探出其所具有的一些现代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