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实证研究

司法实践调查研究表明,随着专利侵权案件数量的增加,专利法所规定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由于专利人举证存在困难,在实务操作中存在赔偿数额过低的问题。对采集到的法院案例进行统计学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赔偿数额的确定方法存在问题。有必要通过制度变革,促进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机制得到更好的应用,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理论前提与可行路径

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各种挑战。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也已经成为未来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方向。然而,由于社会上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存在诸多质疑,导致实施方案迟迟未能出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需要立法先行,充分吸收各界意见,为延迟退休年龄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确保改革载法治框架性进行。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消解社会公众对改革方案的质疑。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可行路径是实施弹性退休制、确定合理的目标与实施节奏,且可在公职人员率先试点,为全面推行积累经验。     

检视中国刑法视域下的危险犯

危险犯可划分为具体危险犯、准抽象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刑法》分则中有关“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危及公共安全”“危及飞行安全”的表述,并非具体危险犯的标志。盗窃危险物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妨害安全驾驶罪、暴力危及飞行罪是准抽象危险犯。持有犯并非都是继续犯和抽象危险犯。危险驾驶罪和污染环境罪均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单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对公众健康只具有抽象性危险,所以,单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宜判处死刑。制作、复制不是《刑法》第363条第1款规定的实行行为,单纯制作、复制淫秽物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都是具体危险犯。     

服务场所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与责任

近几年来,一系列频发在服务场所内的安全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服务场所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广泛争论。本文通过对服务场所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与责任的探讨,旨在为理论界与实务界能就该问题达成一致提供参考。     

风险刑法理论下抽象危险犯的合理规制

伴随风险社会理论的产生,在刑法学界提出了风险刑法理论,以预防风险为目的的处罚的早期化是显著特征。而在风险刑法理论背景下,又出现了扩大抽象危险犯的主张。尽管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一种理论上的支撑关系,但实际上各自有其独立的社会基础,只是这种独立的社会基础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性。因此,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刑法应当以谦抑为精神,其保障法的地位不能动摇。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危险的增多,但又不能以此为借口盲目扩大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应该持理性而冷静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从刑法保障人的利益的视角考虑,尽量借鉴该理论与国情符合的方面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适时地、合理地肯定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中的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并进行合理规制。     

陕西:九类人员可申请就业援助

从2013年1月1日起,《陕西省就业援助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规定九类人员可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并实施一人一策的重点帮扶政策。《办法》明确规定,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就业的人员,包括:1.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市居民家庭成员;2.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登记失业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解除的理论分析--对《海商法》修改的思考

自《鹿特丹规则》问世以来,就引发了我国学者对其热烈的讨论,并就我国《海商法》的修改提出了大量的意见。我国《海商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已近二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和国际海运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这一变化也有必要对《海商法》进行修改。本文将针对《海商法》第四章第6节合同的解除这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并从借鉴《鹿特丹规则》的角度提出修改意见。在合同解除问题上对合同的任意解除、法定解除以及涉及的提单问题进行分析。     

从劝诫到禁止：近代中国关于早婚的言说及其影响

在传统中国,少男少女何时结婚本是家事,官方很少介入。但是晚清以来,伴随着传统的负面整体化,趋新读书人从群体和个体的多重视角对早婚进行了彻底的批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从舆论界讨论早婚的弊害、劝诫早婚到国家立法采纳新派早婚有害的立场规定法定婚龄。这既反映了国家通过立法与民间礼俗竞争,也是作为新兴力量的国家干预百姓日常生活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