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性

商事交易注重经济效益、强调市场秩序,由此决定了商事合同解除权也表现出与一般民事合同不同的特点,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确地在个案中适用合同法规则具有积极意义.在商事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设置上,由于不同行业的不同商业需求,需要对商主体的权利加以限制或特别保护;在商事合同解除权消灭的情形下,合同标的物的灭失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造成解除权的消灭,同时对商主体应适用更短的"权利失效"期间.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审视与重构

法治意义上的司法解释是法官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一项司法技术,与审判权密切相连。其功能在于实现由“静态法”向“动态法”的转化,以确保法律实施的效果。但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对司法解释的性质存在误解,并由此导致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机理性缺陷和功能障碍,法律实施的效果总是难以令人满意,而此状况在刑法司法解释中表现尤甚。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结构特征和机理缺陷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提出建议,以期有助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目标的实现。     

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

考察中国与西方国家公民权利实现的历史 ,可以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人们的权利实现是参差不齐的 ,权利主体是逐步扩大的 ,不同权利种类的实现也是循序渐进的。各国的立法实践同样体现了权利实现的这种差序格局。决定权利实现差序格局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人们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 ,是重视差距的市场经济与重视平等的现代法治相冲突的表现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审级制度评析

2018年6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最高人民法院本着专业性、国际性、多元性、高效性、包容性和便利性的原则,分别在深圳市和西安市设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作为"一带一路"法治化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肩负着解决沿线国际商事纠纷,促进"一带一路"贸易往来的重大责任.法庭基于功利主义采用的一审终审制度,虽然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无疑忽略了当事人关注的程序保障,模糊了国际商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界限.加之其功能定位与国内其它的一审终审制度不同,其审级实践与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商事法庭差异较大,不利于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这些都是其不能照搬国内其他一审终审制度的理由,其审级制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改进.     

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理论前提之反思

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前提在于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价值追求、立法确立现状形成共识。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包括税收收入法定和税收支出法定两个环节,才能实现对纳税人权利的完整保障。税收法定原则的"法"不应作狭义的解释,而应从我国立法实践及本国国情出发,将税收法定的"法"的范围扩展到行政法规。税收法定原则的价值追求经历了从一元的民主到"民主+分配正义"的二元结构的转变。我国近代宪法史曾确立过税收法定原则,遗憾的是,该原则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仍然处于空白状态。《立法法》修订仅明确税率这一课税要素的法定,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仅仅得到了初步确立。只有全面提升税收立法的整体立法层级,才能实现真正的税收法定。     

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的反思与完善——以“营改增”试点方案为例

针对我国现行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所引发的弊端,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了"营改增"改革,上海的"营改增"试点是其中首要一环。然而,"营改增"改革在已具备采用合法措施的前提下,却选择了一条不合法的途径。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税收授权立法长期存在的一些弊端,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防止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     

论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权的许可权限主体简

我国《代表法》第32条规定了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权,即非经特定许可或报告程序,不得剥夺或限制代表的人身自由。对人大代表进行刑事审判和适用法定强制措施的主体,从法律文本上说是非常明确的,即只能是人大主席团或其常委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差异,不少地方将人大许可权下放于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身兼不同区域、多级的人大代表的许可主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乡级人大中受理报告主体在各地执行中不尽相同。对此,应当规范代表人身特别保护权许可和受理报告的主体适用,以维护法律权威,保障《代表法》的正确实施,使代表人身特别保护权发挥保障代表履职的功能和价值。     

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立法权应重新配置

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立法权被授予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仅存在制度上的悖论,现实中也难有可行性。鉴此,需要从宪法层面上对刑法变通立法的性质予以明确定位,将其纳入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内,并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刑法的变通立法权予以重新配置,同时对民族自治地方行使刑法的立法变通权应遵循的准则予以明文规定,以保证刑法变通立法权的正确运用。     

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法律问题刍议

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价值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承担诉讼举证说服责任,原告承担诉讼举证推进责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