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许可制度的成因——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公共选择的分析方法与行为假设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作为交易的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中,职业许可是规制俘获、政治屈从或不计代价率性而为的结果。以公共选择理论对职业许可进行解释,其价值在于对改革和完善职业许可制度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其局限在于该理论对人性的刻画过于绝对,忽视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多面性。     

破解国有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难题

企业年金作为一种补充养老保障形式,普遍为国际上众多国家所采用。此概念在中国最早被2000年的中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及,200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保障部令第20号),此后国家     

论贿赂犯罪对象的本质和表现形式——以罪刑法定原则和客观解释论为核心展开

正确厘清贿赂犯罪的对象对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研究和司法实践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贿赂犯罪须臾离不开贿赂本身。我国刑法中关于贿赂的对象规定为财物不能够有效打击司法实践中手段日益多样化的贿赂犯罪行为。但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我们应当遵循客观解释论的基本原理,解释贿赂即财物的基本含义。     

对现行证据法定形式的三个疑问——我国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因应之道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本文将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归纳为三个疑问,从三个疑问入手来分析现行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缺陷,总结出现行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证据法定形式进行重新审视,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两大法系检察理论之比较研究

十三世纪,"检察官"一词在法国出现。自检察官诞生之初,便有行政官、司法官、"双重官员"身份之争;检察权的性质也有行政权、司法权、双重属性的复合权力之争。随着检察制度的发展,两大法系的检察权学说与制度有相互借鉴、靠拢的趋势,均承认其双重属性,并在法定主义原则下界定检察权范围,设计对其监督的制度。     

婚姻家庭法中年龄界定的立法思考

婚姻家庭法中年龄的界定主要涉及法定婚龄的界定、幼年推定原则中幼年的界定及未成年子女意思表示能力的最佳年龄的界定等内容。婚龄问题不仅涉及到男女平等问题,而且涉及到优生优育、家庭的稳定以及伦理道德等重大社会问题,因而就必须考虑到法定婚龄界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是社会的重点保护对象,基于生理学、发展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只有弄清了未成年子女成长的生理与心理规律,立法才能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目的。     

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概念

在刑法学理论研究中，社会危害性是否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是否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界限、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都是学者们争相热议的话题。将社会危害性纳入我国犯罪构成中．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客体的研究。使社会危害性的研究趋于具体．而且使犯罪客体在定罪的过程中具备了明确的认定标准．这对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